4 一夜之城（第3/8页）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可纪念的历史，深圳的突然崛起却包裹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

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