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四合院（第4/5页）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气很好的时候，白天的温度简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妇在中心庭园中相会，午后的阳光开始西斜，洒在赵露西翻译惠特曼诗集的那间房子上。屋前种的几丛玫瑰仍是光秃秃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远处，一架黄色的起重机伸过来，就架在我们的头顶：隔壁的工程已经开始，其中一栋银行大楼正在兴建。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

这天早上，赵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打了一场网球赛，对手也是退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最后赢了，场数是6比2。他看起来很乐观，还给我看了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门的信箱里的，内容都是支持赵老先生的举动。有一封信的签名是“一个首都的市民”。

赵老先生夫妇没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赵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细说那一段经历，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又说起了别的。我问他那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一个是个专栏作家，如今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也退休了，原来是地质学家，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名字叫做爱德华·C·T·赵。

“你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赵老先生说：“他们带回了月球上的石头，有很多地质学家想参与到研究这些石头的工作。地质调查局选了四个地质学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个。研究工作完成以后，他被隔离了两周。这是因为那些石头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细菌。”

阳光慢慢掠过了院子，留下一片阴影。我们回到了屋内的客厅。我问赵老先生，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回来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曾后悔。”他说：“我的弟弟们选择了他们的路，我选择了我的路。当然，1998年当局第一次说要拆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不过我并不想去。我是个中国人，即使我去了美国，我还是个中国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赵老先生都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弟弟。1972年，他那个做地质学家的弟弟首次回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美国陆续派出了一些代表团来到中国，他的弟弟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赵老先生指着一件他的美国外甥送的礼物给我看：那是一个纪念版的盘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盘子中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图像。

每次我走过四合院的时候，看着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这样的匀称，总给我带来一种宁静和谐之感。我想象着这个家庭从前的样子：老父亲住在西屋，女儿住在东屋，儿子住在南屋。不过，一旦走入客厅，这种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厅墙壁上的装饰，反应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户人家。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盘子旁边，挂着北京网球中心颁发的一个奖状；不远处的电视机天线上，吊着一个惠姆·奥公司生产的橘色飞盘。在飞盘上方，有两幅毛笔字，是为纪念赵老先生的父亲所写的。一张老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的油画。一张中国风景照。一座塑料的圣诞老人像。更多的毛笔字帖。另一个网球比赛的奖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临。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说着，在两个语言世界里不停地转换：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无比自豪，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文明是延续不断的，这一度带给我一种错觉；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古代的建筑都被拆毁了。20世纪充满了破坏性，中国文化饱经磨难，建筑是只是其中一个受损的方面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