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F 一本书（第3/4页）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

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

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

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

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