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混沌的西部（第4/6页）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时，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拍摄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达，演员们还要在酷寒的环境里工作。当地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人分心：两个村民起了纠纷，一个村民提起了诉讼，争的是究竟谁有权利把那块土地出租给电影制作公司。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5百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片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即使它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大部分评论家仍然认为电影还需要另外一次剪辑。在国际上，只有九个国家公放了这部电影，而在中国国内，没人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当我采访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时，他们都会要求不要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来新疆之前，我去了电影《鬼子来了》在河北农村的拍摄地。从北京出发，开车5小时，再坐30分钟的船就到了，拍摄地就在潘家口水库的堤岸边上。那儿有十几间房子，周围是险峻的群山，还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长城。

这个村子只是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在中国，劳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没有布景设计这一专门的行业，导演们都用真的东西。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戏，其中一个马背上受伤的事故，是因为某个演员骑马时，一根圆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布景里，这种东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真正的圆木。在潘家口水库那儿，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石、砖块和瓦片建造的；里面还有真的火炉和炉灶。这个国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对古建筑的粗劣修复，旧楼表面新上的油漆；而电影布景却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布景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持久。

拍摄《鬼子来了》是两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住在这个电影布景的村子里，水库边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难耕种。不过，水库对面的那条村子里的农民正尝试着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