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唐人街（第4/6页）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说。

“我这么做很酷。”年轻男人表示同意。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又说了一遍，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注：即KFC老爷爷），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最后一趟外卖把我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大街1701号。波拉特在一块写着“任何时候都不准停车”都牌子前面停了车，走进楼房的大厅，经过另一块“绝对禁止交付外卖”的标志牌。接过外卖的女人给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费。到了二十五号大街上，波拉特把车开到了专门给救火车用的防火道上。转回到十九街，一辆出租车超车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人开出租车。”波拉特说。“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那些出租车司机开车甚至比我还不守规矩。”

波拉特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今天是发薪日，在亚洲餐厅里，墨西哥洗碗工们排着队来领他们的支票。维吾尔族人拿出他们各自的小费，然后再把总数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两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领了薪水，我们就往外头走，到街对面打收费的公用电话。波拉特要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的手机帐单最近高得吓人，于是他就开始用电话卡打电话了。此时风寒刺骨，一个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

“你们要不要泰诺？（注：Tylenol,毒品的一种）。他说：“3块一盒。”

波拉特和我一起盯着他看。

“泰诺！”他大喊了一声。“3块一盒！”

“不要，谢谢。”我尽可能礼貌地回答他。那人蹒跚着向街那头走去，边走边愤怒地说着什么。

“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安全吗？”我问他。

“没事。”波拉特说。他按下了一串号码——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一台电话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们开车回到他连排式住宅里。波拉特让我在他的房间里过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维吾尔族朋友那儿睡一晚沙发。我们走进房子里，波拉特的中国房东正坐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朋友。”波拉特说。“他是美国人。”

那人观察着我，眼神里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边说边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个美国人。我来这儿看望他。”

“噢，你说中文。”房东说。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紧了——我在中国见过这种神情。他问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谈谈。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

“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

“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

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

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

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

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