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4/6页）

那些景象在我眼前闪过：一件青铜器，一辆埋藏在地里的战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径直冲过了木做的大门。尹斌庸继续说道：“1950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我还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和人类社会此为密切的第二种动物则不一样。英国人的是狗，而中国人的是马。”

讨论完马的话题以后，他谈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些人宣称，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异义字，很难用字母写出来；必须要用汉字才能区别那些发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认，文言文的情况确实如此，但现代汉语却不一样。这就和收听电台广播一样——中国人不用看着文字，只要收听广播就能明白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同样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体系。

“当然，只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践起来则很困难。”他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用汉字，很难叫他们做出改变。如果改用字母体系，看古代文本就会有麻烦，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书里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个部首的。如果把文字体系改掉，这些细节就要遗失。最主要的是，积习难改。看看你自己的语言吧，英文也同样需要改革。乔治·萧伯纳就认为英文需要改变。”（注：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英语口语里大概有40个不同的发音，对于拉丁字母来说是太多了，很难有效地处理不同发音的词，因而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拼法。乔治·萧伯纳写任何东西都是用速记法，他在遗嘱里特别声明，以后他作品的版税，要用于资助创立一个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种英语字母表被推荐去参加了一场公开比赛，其中有4种获胜。有一个字母表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在它的基础上制定了拥有48个字母的“萧伯纳式”字母表。只有一本书的一版用了这个新的字母系统，那就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特别版。标题的四个英语单词在这一版中是这样的：

凑巧的是，中国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正构建着字母表。但他们的计划要严肃得多；这是由国家主席发布的命令，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体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注：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里混用了日语的假名表。 尹斌庸记得,有一个体系还用了数字。另一个方法是结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体系下，汉字“法”可以写成：

语言学家还对拉丁字母进行了改造。有一个提案里建议，用四种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种特殊的中文发音：zh，ch，sh，和ng。在这个体系下，ng的写法近似国际音标里的一个符号：

“东德人听说了，”尹斌庸说：“他们很快就设计出一部囊括了这些新字母的打字机，寄到了我们单位。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体系，他们的工厂可以为我们生产打字机。那应该是1952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架打字机，在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还摆放在单位里。那是架很漂亮的机器，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改革委员会把范围缩窄至最后的6种方案中。其中一个体系用的是西里尔字母，还有一个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个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这几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而设计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了决定：中文字母体系还不适合使用。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体系——也就是被称为拼音的体系；拼音被用于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同时，几位领导人还决定要简化一部分中国汉字，减少它们的笔画。例如，例如，“國”字变成了“国”，“龍”变成了“龙”，“偉”变成了“伟”，夢变成了“梦”。最后一共简化了515个汉字和若干部首。对于汉字本身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但基础的文字体系则保持不变。中文仍然属于语标体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无法书写。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