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第2/4页）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

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

“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