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禁令与卖淫（第2/4页）

后来我们改变了想法。在卖淫通常是受到强迫的国家里，那种合法与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来是那些国家的政府通常管理无力，因此立法规范没什么用处。二来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会吸引类似的少女买卖及强迫卖淫等非法勾当。相反，如果结合职业再训练及戒毒等社会服务，倒是有实证表明强制取缔是可以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后来喜欢的方式。在人口贩卖猖獗的国家，我们偏好执法策略，推动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以及警方定期检查是不是有雏妓或强迫卖淫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执法，紧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强制取缔、有多少皮条客遭到逮捕。监狱般的妓院应该关闭；对于购买少女初夜者，警方应发动诱捕行动；政府应向全国各地的警政首长施压，要他们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风气，因为贪污与贩卖息息相关。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要减少妓院老板的不当收益。

我们很难消灭卖淫活动。在伊朗，妓院是被严格禁止的，首都德黑兰市市长向来以遵纪守法闻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闻报道警方突击检查一家妓院时，发现市长正与六名一丝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当场逮捕。强制取缔虽非最佳手段，但往往会导致收保护费的警方忐忑不安，他们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红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皮条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会关闭那些没有警员包庇的妓院。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关在牢笼里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岁少女的人数，必定能够降低。

“这是可行的。”国际正义使命团负责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个人，只要取缔足够的数目，就能带来涟漪效应而改变结果。这会影响皮条客的行为，也会驱使买卖农村处女的人贩子转换跑道，比如改成买卖偷来的收音机。”

许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义者对于我们提倡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大为震惊，认为这只会驱使性集团地下化。他们主张合法与管制的模式、赋权性工作者，最后还援引成功案例：索纳加奇计划（Sonagachi Project）。

索纳加奇的意思是“黄金树”，指的是加尔各答市不断蔓延的红灯区。在18、19世纪，这里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区。今天，这里有几百家沿着窄巷搭建的多层楼妓院，容纳的妓女超过6000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卫生专家对于印度艾滋病的扩散忧心忡忡，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发起了索纳加奇计划。该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联盟，即“杜尔巴行动”（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通过鼓励使用保险套来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染率。

这项行动似乎相当成功。向民众宣传使用保险套的重要性，这是实际解决卖淫所衍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好方法。一项研究发现，索纳加奇计划使得从业者持续使用保险套的行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项研究指出，参与索纳加奇计划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较之下，在没有性工作者联盟的孟买，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尔巴行动懂得利用媒体，他们筹办观光团，带领旅客游览索纳加奇红灯区，强调联盟的成员里杜绝了雏妓或非自愿娼妓，而卖淫至少是没有专长的女性劳工赚取像样收入的一种方式。索纳加奇模式也得到国际救援组织“关怀”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间接支持，这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组织。许多专家也赞成这样的模式。

不过当我们细探数字时，发现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严谨周密。刚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岁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携带艾滋病病毒。研究也显示，一开始，索纳加奇接受访谈的所有性工作者都声称几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险套，但是在进一步逼问下，她们承认频率没那么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与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终都使用了保险套。此外，与孟买的比较有误导之嫌，因为印度南部与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东部高得多。的确，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索纳加奇计划在加尔各答发起时，孟买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高达51%，而加尔各答只有1%。杜尔巴行动虽然鼓励使用保险套，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拥护者宣称的还有限。

尼可在博客上批评杜尔巴行动，一位印度人如此回应：

照理说，你算是思想前卫的女性主义者，但当女性真的在性与工作上有选择权时，你却经常成了软脚虾。

这点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性工作者都想为自己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现在终于有了些进展，你却利用她们的悲惨故事，把这些当作是反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论据，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你的立场显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肤的野蛮人从他们的宿命里解救出来方面，是采取男上女下的传教士姿势。

许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赞同上述看法，但是我们从一些女性那里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而她们都拥有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长期打击贩卖人口的经验。其中一位是鲁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苏（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会”（New Light Foundation）的负责人，为目前从事及曾经从事卖淫的娼妓奋战。鲁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尔巴行动已成为妓院老板的“门面”，出于善意支持杜尔巴行动的西方人反而为人贩子提供了掩护。

娥米带我们认识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绘的索纳加奇，跟参加杜尔巴行动观光旅游团所见所闻的开明景象有天壤之别。吉塔在孟加拉国的贫穷村庄长大，11岁时，为了逃离施暴的父母，她离开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帮助，把吉塔带去索纳加奇，她后来才知道这位阿姨是老鸨。吉塔从来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杜尔巴行动确实在阻挡人贩子贩卖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

起先，阿姨对吉塔不错，但是吉塔长到12岁时，有一天阿姨帮她梳妆打扮，做了个新发型，换了紧身洋装，然后把她锁进一个房间，跟一名阿拉伯客人关在一起。“看到面前这么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哭，还跪在他脚边求他，但是没办法让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连续一个月，他都这样强暴我。他要我脱光了睡在他旁边，他喝酒喝得很凶……那是个痛不欲生的记忆。我流了很多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