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3/11页）

学生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学生认为，打屁股是一种体罚，而所有的体罚都会对学生造成肉体和精神伤害，因此应予禁止。另一些学生则认为，打屁股是一种教育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学到赏罚分明的社会规则。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在说理辩论中，都把“打屁股”上升到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之中：“教育”或“体罚”，然后，再以教育或体罚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来判断该不该打屁股。但是，作文争论的论题是打屁股，不是教育或体罚。所以，如果学生在作文中用“老师是否有权教育学生”或“老师是否有权批评学生”来代替“是否有权打学生屁股”，那就发生了论题偏差，写偏了论题。

这样的论题偏差是很容易发生的。例如，2009年8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授权班主任可以批评学生，曾引起了民众的责疑，认为“批评”一词过于模糊，掩盖了当前有的学校对学生粗暴体罚的严重问题。与“打屁股”这个明确的行为相比，“批评”显然是一个含义很模糊的行为。例如，学生犯了错，老师对他大声斥责，责令他写检查，甚至罚他站墙角、饿饭，这是批评吗?我们是不是因为老师有权批评学生，就允许老师以这类手段对付学生呢?对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会有不同看法的。在这种具体情况下，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老师可不可以批评学生，而是应该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批评学生。由于“批评”不是教师具体行为的一个确切指称，因此它在实际教学中并无可操作的意义，“有权批评”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

只有主张明确了，才能决定用什么理由加以支持，所提出的理由也才会有相关性。在文字说理中，主张又称为“论点”或“主要思想”，在文章中，主张一般由一个“主题陈述”（thesis statement）来表述。每一个段落中也需要有一个主要思想，一般放在段落的“主题句”（topic sentence）中。在写作课上，老师应该告诉学生如何写好主题陈述和主题句。主题陈述不等于“主题”（subject），主题陈述应该是一个关于主题的句子。例如，“控制人口”是主题，而“为了持续、有效地保证国民生活的品质，我们应该继续控制人口”便是一个主题句，这个主题句比主题多两个其他的部分，第一是说理者对主题的“立场”（position）或“看法”（opinion），第二是讨论这个主题的“目的”（purpose）。立场是用“应该”或“必须”来表示的，而表示目的的信号词（signal word）则是“为了”。一个好的主题陈述应该包括主题、立场和目的，当然，不需要一定是在同一个句子里。在学生的说理作文中，一篇文章应该集中地讨论一个主题，而写好主题句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字说理中，理由又称为“支持”（support），也就是说理者用来帮助说服读者的材料。理由有两种，一种叫“证据”（evidence），可以是事实、权威的意见、研究成果、统计数字（当然是需要解释其意义的）、个人的经验等等；另一种叫“呼吁”（motivational appeals），它诉诸读者自己的价值、信仰或观念。例如，主张控制人口，可以提出经济学研究成果、历史先例、教训和经验作为证据，而同时也诉诸读者自己的价值观，如自我牺牲精神（现在控制人口可以惠及子孙后代）。兼及证据和呼吁两种理由，能使说理更有说服力。

“呼吁”在有关公共生活的价值说理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说：“如果法律禁止言论自由，破坏了公民与国家的契约，法律就免除了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公民失去了说理的权利，就赢得了抵抗的权利。”这个主张使用的便是一个呼吁的理由：公民自由。不仅如此，从国家-公民契约的观点来看，它同时也提出了合理的证据。又例如，有人说，由于在民主制度中不同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所以专制是一种比民主有效的治理方式，而国民则应该忠诚于为他们提供有效治理的国家政权。这个主张所呼吁的价值是“效率”，而不是“自由”。反对这种主张的人会说，公民所忠诚的国家政权有责任保护公民权利（选举权和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的权利），公民的这些自由权利是“不可让渡”的，不可让渡指的是，即使有的公民为了国家的有效治理和强大，自己同意放弃这些权利，国家权力剥夺公民的权利仍然是非正义的，而一个统治一旦是非正义的，它就成了暴政。主张公民权利不可让渡，它所提出的理由中便有对“正义”的强烈呼吁。

在公共说理中，用以支持结论的理由应该是可能被多元公众接受的那种理由。在不同的听众范围内，可以起说服作用的理由是不同的。在公共说理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可能对人们有说服作用的理由，如宗教信仰、党派信念、顿悟、信任、盲从、迷信等等。例如，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录》中说：“对耶稣基督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先知的预言。”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先知的预言是可以用来说服人的最好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在公共说理中是不适用的，因为公共说理的听众包括基督教信徒和非信徒，由先知提供的理由未必会被非信徒当作是一种具有可靠性的理由。同样，一个党派、团体、社团，在内部说的理由，即使在“自己人”听起来非常充分、有力，但仍然有可能在更大的公众范围内被视为不正当的和不可靠的理由。

说理中的“事实证据”

2013年12月7日，《环球时报》—环球网的一篇题为《人大教授：小清新觉得美国很好？傻帽！》的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环球时报》2014年会上说，‘今年1月他去美国时，美国人觉得美国很好，不需要改革，可是，11月再去时，发现美国人因政府停摆很沮丧，美国官员也沮丧，认为要改革。而我们国内小清新却说美国很好……纯属傻帽！’”一位学者以如此的逻辑和口气说理，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报道无误，不妨以此为例，了解一些与说理中事实证据有关的问题。

说理中的“结论”（看法、主张）需要有“理由”的支持，理由也称“证据”或“证明”（proofs）。亚里士多德将证明分成二类，一类叫“非人为诉求”（inartistic appeals），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实证”（hard evidence），如事实、证物、统计数字、个人经历、见证陈述、证词等等。另一种叫“人为诉求”（artistic appeals），原先是指修辞性的诉求，现今又指“推断与常识”（reason and commonsense）。如此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理解不同的证明，而非绝对的区别。这两类证明有重叠之处，具体的证据是人为还是非人为经常见仁见智，不易断定。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指出，非人为诉求不过是收集了一些“事实”而已，要让事实成为有效的证明，则需要能干的修辞家精心组织、巧妙利用，这样方能让事实成为有力的、能吸引人的有用证据。有的证据看上去是事实，其实正是使用者精心组织和巧妙利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