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第2/3页）

宣传挑动感情有害，是就它挑动有害的感情而言的。这些有害的感情包括蛊惑和煽动阶级、民族或别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最强烈、最盲目的感情，也是发动暴力群众运动最必不可少的，如斗争地主、仇视外来思想、残害各种各样参与者自己心目中的“敌人”（“文革”中的当权者、老师、生活优越者等等）。仇恨的反面往往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或“无限热爱”。爱和恨是普通的人类感情，感情过分强烈会使人陷入不理智，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被导向了盲目的仇恨和崇拜，他们会成为非理性暴力的行使者和残害无辜者的工具。

因此，有必要分辨感情冲动的两种不同情况：一是过度，以致丧失理智和对他人暴力残害；二是对象有误，恨不该恨的，爱不该爱的，如“文革”中的盲目个人崇拜和红卫兵的暴力行凶。过度和对象有误的感情还会让人不能分辨不同对象间的区别，例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坏，但一经误导，变得过度和对象有误，就会变得分辨不清国家与政权的区别，也分辨不清民族和政党的不同，更有可能因此而变成一种仇外、排外、盲目自大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被称为一种对朋友甚于对敌人的欺骗。越是本来对宣传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来就可能接受宣传的人，就越是成为宣传蓄意欺骗的对象。对宣传有反感，本来就不信任、不相信的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宣传，所以反而不是宣传的重点对象。

人们讨厌和拒绝宣传，一般是因为他们以为，宣传是不实之言或全假的谎言。但他们仍可能对“什么是谎言”和“谎言为何有害”缺乏了解。其实，谎言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故意不说真话，说话者自己知道说的是假话，但却还是在故意说假话。第二种情况是，说话者并不想说谎，他自己并不知道所说的内容是虚假的。这两种谎言的区别是“故意说谎”和“所说不实”。

有宣传意图和有说谎意图是不同的。是否故意说谎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故意说谎，可以用来帮助区分极权宣传和后极权宣传。极权宣传往往是“所说不实”。例如，相比而言，极权宣传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他们的信徒）基本上还是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一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故意说谎。宣传者自己可以说是“真正的相信者”（true believers），他们要争取别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也成为同样的真正相信者。一般而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许多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中有众多的真正相信者，他们宣扬党的政策路线（不管怎样变来变去），都是为了争取普通群众能够和他们自己一样去真正相信。因此，他们会细致耐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可以是谬误的，但他们自己相信，因此并不是故意引诱别人去相信他们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

这种情况在“文革”后发生了变化，趋势是越来越从“所说不实”向“故意说谎”转化，只要看看某些学校里学生干部的情况便可见出端倪，陈伟先生在《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中有专门的论述。青年学生一般是比较真诚、诚实，有血性、有抱负、有正义感的社会群体，学生干部不是不说谎，但往往说的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那一套，一向成为大学里宣传理想和主义的主要力量。但今天有些大学的学生会却被一些世故、老成、虚伪、自私、腐败和投机钻营的奸诈之徒占领，他们口头上谈的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看起来也还在宣传，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不相信的事，还照样像真的似地拿来作宣传。在甚至不指望别人真的受骗的情况下继续行骗，这是一种非常犬儒、非常无赖的蓄意说谎。在比学生会干部更有权势的人物那里，蓄意说谎更是随处可见。普通的说谎者指望别人上当，而这样的说谎者甚至都不指望别人上当。这是一种彻底非理性的说谎，但却有它自己的理性，那就是，只要我有权力不让你公开说出我在说谎，我就不是在说谎，我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我要的就是你不敢说。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放弃使人相信的意图，他们也会改变宣传策略，用不同方式加强软实力，比以前的宣传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普通人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说谎是一种话语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可以拿来说谎。那些有认知缺陷的话语才是最适宜说谎的话语。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可以让谎言“听上去挺有道理”。听上去挺有道理可以起到诱使人们相信谎言的作用。

我们说，宣传传递的是一种有认知缺陷的信息，不只是说它“虚假不实”。认知缺陷与虚假不实是不同的，因为一个内容不假的话也可以拿来作有认知缺陷的宣传。不妨拿一则贝尔阿司匹林的广告为例：没有比贝尔是更有效的阿司匹林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事实”对这个陈述证伪，但这句话却是传递了一个不实（有认知缺陷）的信息:贝尔阿司匹林是阿司匹林中最好的。事实是，所有的阿司匹林的成分是一样的，效能也是一样的，别的阿司匹林确实不比贝尔阿司匹林好，但贝尔阿司匹林也不比其他阿司匹林好。

贝尔阿司匹林的误导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一般人都会凭经验错误地以为，一句话只要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内容不假（无法用经验证伪），就自然不会在目的上有虚假和有欺骗。

认知缺陷是一个比一般真假辨析更深入的概念。因为，即使是“真”的东西，也可以被宣传拿来起误导和蒙骗作用，这就是宣传的可怕之处，也是我们对它必须有充分思想防范的根本理由。揭露认知缺陷是进一步的揭伪。它要揭示的是一些隐藏得更深、变得更精致也更难察觉的“伪”，包括有瑕疵的推理（bad argument）、不道德的命令（immoral commend）、不确当的类比等等。这里有一个例子，汶川地震一周年时的宣传标语:命运不怨父母，灾难不怨政府，自力创造财富。每句话都对，但是，“命运”与“灾难”，“父母”与“政府”都是不能类比的。这样的类比给灾情不实报、有关部门推逶责任制造了借口，这就是有认知缺陷的有害宣传。

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往往出现在宣传对事情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中，甚至只要给出理由，就能达到说谎的骗人目的。这是因为，人有因为需要理由，而变得容易接受任何理由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朗格（Ellen Lang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些人在一台复印机前排队等候，一个一个地印，再让另外几个人去插队。实验结果发现，在那些没有提出理由，只是要求插队的人当中，有60%的人成功。在那些用“好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我上课要迟到了”），有94%的人成功了，而在那些用“蹩脚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对不起，我需要印几张，让我先印好吗?”），有93%的人成功了。朗格得出的结论是，理由的好坏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理由与没理由的区别。宣传起作用主要就是因为提供了理由，至于理由的好与不好，那是其次。例如，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因为“谋害伟大领袖不果而仓皇出逃，自绝于党和人民”。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理由已经足以让他们继续相信伟大领袖的永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