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里的光芒（第2/2页）

至于镜子，克劳德·洛林[66]总是背对这风景，用一面凸面镜映照出身后的景色，由此变幻出朦胧优美的远景。距离的美感由此诞生，成为我们文化中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

图像抵达视网膜时是上下颠倒的。那么它怎么就被摆正了呢？达·芬奇的假说认为，在眼睛的暗箱里还有一块额外的晶体，这样的光学系统看似无懈可击，却没能得到任何解剖学证据的支持。直到开普勒（Kepler）意识到人类是通过大脑，而非生理手段将影像翻转过来时，才终于克服了这道难题。待到此时，笛卡尔（Descartes）及其唯心自我的登场时机已然成熟。但是笛卡尔仍然需要解剖学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选择了埋在大脑底部的松果体，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该比喻出自皮耶兰托尼）能够确保视觉和主体的统一性。

顺便一提，如果视觉是单一的（世界也是单一的），我们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呢？视交叉（chiasm，即两组视神经的交叉点）以及它起到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渐渐地将哲学推上了舞台。

现在，我们先回到一个贯穿了我们至今为止全部讨论的问题：视觉到底是在哪里形成的呢？是在双眼中，还是在大脑中？如果是在大脑中，那么是在大脑的哪个部分？思索这样的问题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设想，人的脑袋里恐怕有一个小人，他先是待在晶体后面，审视抵达眼睛的所有图像，然后又把图像都运送到大脑中去。人可是需要花费一番工夫，才能抛开这种拟人论，对人体的运作方式予以恰当的构想。

然而问题是在整个过程中，光线到底是在哪个确切的时刻变成图像的？贝克莱[67]说：

另外，我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差错，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影像成于眼底，我们想象自己看着他人的眼底形成的影像，或者他人看着我们眼底形成的影像。[《论视觉新理论》（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

这一关于眼睛和大脑的争论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显微镜证实视网膜的构造和视皮质一模一样才平息下来：这就意味着视网膜其实是视皮质的外围构造。简而言之，大脑始自双眼。（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个人之见，希望没犯什么大错。）

卡米洛·高尔基[68]的发现是皮耶兰托尼这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我不会妄图对其进行概述，以免破坏这一发现戏剧性效果。

于是乎，我们便来到了如今学界对于视网膜的理解（书中的描述清晰易懂，不过要是配上图片，方便我们理解何为“水平”关系，何为“垂直”关系就更好了）。由这整个发展历程所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使得整个过程的所有模型都黯然失色。

皮耶兰托尼在过往的每一个模型当中都看到了“神话”因素的常驻，而他这本著作的核心线索便是引爆这些由我们的知识哺育出来的“神话”，因为正是它们（即便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必要的数据）阻碍着我们理解这一自然的过程。在皮耶兰托尼看来，最后一个神话模型便是计算机。

在我看来，以“神话”的路径研究科学史和文化史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仅有的保留意见在于作者散见于书中的“反神话”立场。知识的通行必然倚仗模型、类比和象征形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当它们过时之后便被废弃，我们便转而投向其他模型、形象和神话。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永远都有神话能够恰如其分地调动全部认知能力。

真正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千百年之后，那些因为装神弄鬼而被抛弃的观念竟然可以在不同的知识阶段卷土重来，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大脑（无论是思考科学抑或诗歌，哲学、政治抑或法律）只能在神话的基础上运作，而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不同的神话代码中做出选择？任何知识都不可能脱离这一代码而存在，而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警惕那些因为过时而成为阻碍，甚至威胁到人类存在的神话。

在我看来，以“神话”的方式运用视网膜的生理物理学构造的人类，更像是一组“神话接收器”，他们就像调节我们视觉的光感受器那样，互相传递着兴奋和抑制的信号，通过这样的构造，我们就能看到星辰的熠熠光芒，可实际上它们也许只是一些亮点罢了……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