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3/9页）
他享受了转业军人的福利，在9月份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学习，也在都灵长期定居。“在当时，都灵……对我而言确实是一座工人运动和思想运动都蓬勃发展的城市，这些运动所营造的氛围似乎包含了传统和未来前景的精髓。”[Gad 62]
卡尔维诺与切萨雷·帕韦塞成了朋友。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帕韦塞不仅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跑到他那里去，让他来做我的读者。在他去世后，我觉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读者的指点，我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了”[DeM 59]；卡尔维诺甚至将帕韦塞作为严肃与道德方面的榜样，模仿他的风格甚至是行为方式。由于帕韦塞的帮助，卡尔维诺在卡罗·穆思切塔主编的杂志《阿蕾杜莎》（Aretusa）12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兵营之苦》（Angoscia in caserma）。也是在12月，他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编的《文化纵览》（Politecnico）合作，撰写了题为《贫瘠瘦弱的利古里亚》（“Liguria magra e ossuta”）的文章。
“在我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读过什么书，说白了我就是一个还没开始‘文学修炼’的自学者。我的全部成长在战争中完成。我读了一些在意大利出版的书，还有《索拉利亚》（Solaria）杂志上刊登的文章。”[D'Er 79]
1946年
卡尔维诺开始“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短篇作品。[Accr 60]他在期刊上（《团结报》《文化纵览》）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之后汇编成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Ultimo viene il corvo）。5月，他开始负责都灵区《团结报》的专栏《时下之人》（“Gente nel tempo”）。在切萨雷·帕韦塞和简思罗·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的鼓励下，他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2月末完成初稿。后来这成了他的长篇处女作：《通往蜘蛛巢的小径》（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如今，写作是所有工作中最悲惨又费力不讨好的：我住在都灵的一间冰冷阁楼里，勒紧腰带，盼着父亲寄来的汇票，以及通过与报刊合作赚取的每周几千里拉的收入。”[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4日]
12月底，他凭借短篇小说《采矿场》（Campo di mine）和马尔塞洛·文图里共同赢得了《团结报》主办的文学奖。
1947年
“同时倾心于两件事情是一件既甜蜜又难堪的事”，这也是卡尔维诺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他的生活“塞满了工作，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3日]除此之外，卡尔维诺还在这一年从大学毕业，并完成了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
他携作品《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参加了蒙达多利面向青年作家的比赛，但被简思罗·费拉塔淘汰了。与此同时，帕韦塞向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推荐了卡尔维诺。10月份，埃伊纳乌迪出版了这部作品，收录在“珊瑚”丛书中。这部作品在销售上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里乔内奖。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负责新闻办公室和广告宣传工作。在这家都灵出版社中，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潮互相碰撞，卡尔维诺不仅和文人（前文已经提到的帕韦塞、维托里尼、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还和历史学者（德里欧·坎迪莫利、弗朗科·文图里），以及哲学家（包括诺贝托·博比奥和费里切·巴尔博）建立了友谊，品尝到精彩的知识碰撞。
夏天的时候，他还作为出版社代表参加了在布拉格举办的世界青年节。
1948年
4月末，卡尔维诺离开埃伊纳乌迪，转而为《团结报》的都灵分社工作。直到1949年9月，他都负责该报第三版文化副刊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他也开始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月刊《重生》
（Rinascita）合作，为其撰写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
他和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结伴而行，前往斯特雷萨拜访正在当地度假的海明威。
1949年
4月末，卡尔维诺参加了巴黎的和平游击队大会，这一举动使得他在之后的许多年都被禁止入境法国。
7月，由于对都灵《团结报》的工作不甚满意，卡尔维诺前往罗马，有两家报纸有意聘请他作记者，但商谈未果。8月，他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办的青年节，并且为《团结报》撰写了一系列报道。有好几个月，他还兼顾《卡里尼亚诺先锋报》（Prime al Carignano）戏剧专栏的编辑工作。9月，他回到埃伊纳乌迪从事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并负责“科学文学系列丛书”的文学卷。
正如朱利奥·埃伊纳乌迪（Giulio Einaudi）之后提到的：“书的封面折页和卡片的设计是他和维托里尼，以及帕韦塞合作的结晶，而且创造出意大利出版业的一种风格。”
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出版。《白帆》（Il Bianco Veliero）却未能问世，因为维托里尼给予该作品负面的评价。
1950年
8月27日，帕韦塞自杀身亡。卡尔维诺深感震惊：“在我与他相识的这些年里，他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着这种念头。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出现了偏差。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顽强，对工作充满热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韦塞去世之后，通过他的自杀，以及日记中对于爱情和绝望的呼喊，我才发现了他的另一面。”[D'Er 79]十年后，卡尔维诺写下了纪念他的文章《帕韦塞：存在与创作》（“Pavese:essere e fare”），回顾了他留下的精神和文学财富。卡尔维诺本打算编纂一本关于帕韦塞及作品的评论文集，却仅仅停留在了计划阶段（卡尔维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而言，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在巴尔多辞职后，埃伊纳乌迪在50年代大换血，将朱利奥·保拉迪、保罗·博里基耶利、达尼埃莱·彭其罗里、雷纳托·索米、卢奇亚诺·佛奥和切萨雷·卡塞斯招至麾下。“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编辑工作，编的都是别人的书，而不是用来写我自己的书。我对此很满意，因为出版业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树立了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D'Er 79]
卡尔维诺为《文化与现实》（Cultura e realtà）撰稿，这本杂志由费里切·巴尔博和前《左派基督徒》杂志的其他代表人物（费代莱·达米科、马里奥·莫塔、弗朗科·罗达诺、乌巴尔多·斯加塞拉蒂）共同创办。
1951年
卡尔维诺历经辛苦创作出一本具有现实主义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这本《波河青年》（I giovani del Po）后来连载在《工作坊》（Officina，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杂志上，成为他一条中断的研究路线的见证。夏天，卡尔维诺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