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说当年

写成了我的最严重的“毛病”，成了我永远也戒不了的一支“烟”了！哪一天我戒了烟，也还是戒不了写……

《文学报》的编辑催促我为他主持的专栏写稿，电话之后是信函，其意也诚，其言也切。这就使我又一次陷于没法儿请求恕免的境地了。区区千百字，说什么都无疑是借口。

专栏限定了写第一次获奖的感受。此前《小说月报》也来函约稿，要求也只不过区区千八百字，内容是谈获《小说月报》奖的感受。全国奖也罢，《小说月报》奖也罢，在我，那当年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因为乃是由同一篇小说在一九八三年年初同时获全国奖和《小说月报》之“百花奖”。那小说自然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其后，这儿那儿，半情愿不情愿的，便发表了些谈体会谈感受的文字。有的还收在了集子里，集子还是在近年内出版的。又谈，自己就先行讨厌自己了。

这区区千八百字使我为难了整整三天！

今天我刚从大连和沈阳签名售书回来。写好了地址贴上了邮票的信封，从大连带到沈阳，从沈阳带回北京。同行的张抗抗和胡健两位女士大诧，说梁晓声你真的惜时如金到这种地步，还是作秀给我们看呢？

只有苦笑。

不仅不愿说当年，其实也不愿说现在。

六月十八日我从福州领回了三份获奖证书和三个奖杯，还有四千元奖金。

一位老评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有何感受。

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特别看重《中篇小说选刊》奖的。

进了家门我将捧着的三个奖杯往桌上一放，喜滋滋地说：“我回来了！”——并将以前的一个奖杯从书架上取下，总共四个摆在一起。

七十八岁的老母亲从沙发上欠起身问：“发了奖杯，就不发奖金了吧？”

我说：“奖金也有啊，四千呢！”

老母亲缓缓又躺下在沙发上了，自言自语：“奖杯没顶了奖金就好。”

初二的儿子捧着《新华词典》走过来问我——某个词的解释为什么词典上和他学的课文中不一样？

我说：“没看见啊？”

儿子说：“什么？”

我说：“奖杯呀！”

儿子说：“看见了。”

我有点儿怏怏地说：“看见了也不表示表示？”

儿子愣了愣，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爸，你俗不俗啊！”

他始终没正眼瞧我那一溜儿四个奖杯，也不问我某个字的解释了，一转身离去……

妻正巧回来，见桌上的一道“风景”，说你打算拍卖么？

我说，什么话！刚捧回家来，多少钱也不卖！

妻笑了，说好像你缺钱花的时候真能卖出个大价钱似的！

我便无话可说。

而“阿姨”小芳此时走来细看了一会儿之后问：“叔，木头的吧？”

我说：“小芳，记住，这叫脱胎漆器！”

她就伸手摸，结果碰掉了一个杯尖儿。

我说：“你看你！”

妻说：“小芳，别碰他那玩意儿，你瞧他那样儿，不知自己在哪儿碰坏的呢！”

的确是我自己在飞机上碰坏的。

小芳又怯怯地问：“叔，往哪儿摆？”

我说：“当然都摆书架上！”

“天天都得擦么？”

问得我也愣了愣。

我一赌气将四个奖杯捧到阳台上，摆在杂物柜上……

在我自己的家里并无人为我的获奖喝彩。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外人面前总显得格外谦虚的缘故。

我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写小说的人，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非常冷静了。如果有人竟指责我也曾张狂过，那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早在一九八五年，从《世界之窗》上，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当代的一百项社会调查。第七十九项使我知道——在法国这一个具有过世界意义的文学辉煌的国家，仅有百分之五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作家，括号内五个阐明前提的字是——畅销书作家……

那一期《世界之窗》我仍保留着，只不过再也没翻过。

从那时起我就冷静地知道，小说在中国必会和在法国一样。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目前而言，其实比在法国的境况要好得多！

我几乎曾对我的每一位同行讲到过法国那“第七十九项”调查。但是以后十几年来我仍孜孜不倦地写着，我的大多数同行们也是。

最近在北京某几所中学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学生和高中生的最大人生志愿是想当资本家。想当作家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女生。

我的儿子倒并不想当资本家，但是也坚决地不想当作家。不知为什么他想当一名烹饪大师。对此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我更爱吃粗茶淡饭。

一天夜里我失眠，自己也不知是受一种什么心理的促使就走到了阳台上。望着那一溜儿四个奖杯，我觉得我的目光肯定是既含情脉脉又愧疚种种，如同望着既难终成眷属又难移情别爱的女子。

这时我就想起了马五哥和尕豆妹的故事，想起了其中的一句“花儿”：

马五哥死也偏爱尕豆妹，

爱得个搭赔上血来……

在中国，除了特例，文学的奖金一向是较低的。文学的获奖证书一向是较普通的一种。文学一向是没有奖杯的，有也常是景泰蓝瓶子。《中篇小说选刊》的奖杯，在当年不啻是一个“创举”。

我的写作，并不一向为获奖。

但我实话实说——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尽管我的获奖证书都收在壁橱里，奖杯摆在阳台上。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我对自己也很清醒——由于接触的社会面芜杂广泛，时有引发创作冲动的人和事撞入思维，故我比较勤奋；由于爱好甚少，天性不喜玩乐，亦不喜交结，故我写的比较多些；由于写的比较多些，由于持之以恒，故拥有了较固定的读者群；由于活得并不潇洒，也就不敢“玩文学”，也就被归为较严肃的作家一类，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就整体创作水准而言，我觉得自己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正如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这也许正是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孜孜不倦的原因吧？

仅今年一月至六月，我便撕毁了三部长篇的最初几章，约十余万字。类似的构思往往成了同行们听听罢了的“口头文学”。

我所想写的往往是最好不写的。

我所写的往往是许多同行都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