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屡被罢官的官

海瑞是一个清官。不过他这个清官，却是以“罢官”而闻名的。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不管历史上有没有海瑞这个人，以及他是否被罢过官，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也要进行。只不过，这样一来，便弄得海瑞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罢官。

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4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一种低级学官），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与官场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其间罢官和请求辞职就有好几回。仅在南京任上的两年之中，请求告老还乡就达七次之多；而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折扣下来，则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阴属于罢官。如果按照严格的计算方式，以他被提升为地方行政长官，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在嘉靖三十七年即公元1558年）作为正式从政的起点，则当官的时间还要更短，半数以上处于罢官状态。

不过海瑞罢官也升官，而且罢一次升一次，官也越做越大。他第一次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被免去淳安知县（正七品）职务，但很快就平调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一年半以后调升户部云南司主事，由地方官变成了京官，官阶也由正七品升到了正六品。第二次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这次长达数月之久，还坐了牢。出狱后先是官复原职，后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又调尚宝司司丞（均正六品）、大理寺寺丞（正五品）、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最后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已是封疆大吏，方面之员。第三次罢官是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这一回直到十六年后才重新出山，先是恢复了他的南京右佥都御史职务，赴任途中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成为大明王朝的高级干部。这时，海瑞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而他的学历或功名又只是一个举人。

这就使海瑞的仕宦生涯带有了传奇色彩。于是我们有点弄不清他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如果是好官，为什么屡屡被罢？如果是坏官，为什么又一升再升？皇帝也好，官场也好，究竟是喜欢他呢，还是不喜欢他？

如果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最通用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他晚年职任右都御史（监察部长）[1]，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来捐助费用。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关于海瑞死后所遗资产的数目，有三种说法。最多的一种说是一共有一百五十一两银子，绫、绸、葛各一匹。最少的一种则谓“检点行囊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居中的一种，则说有白银二十两。即便按一百五十一两计算，数目也十分可怜。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知府不过正四品。百多两银子，对于任何一位二品大员的家产而言，都够不到一个零头，更不要说和严嵩那样的奸相相比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嵩倒台，抄家时单单白银一项就抄出二百万两之多。由此可见，海瑞的清廉，不但名副其实，而且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海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清廉。他当知县的时候，饭桌上的蔬菜都是他亲自带人在衙后种的。酒肉之类，大约也很少食用。据说他惟一的一次“奢侈”，是为了给母亲做寿（海瑞是孝子），买了两斤肉。这事当时就作为新闻在官场上广为传播，就连总督胡宗宪都忍不住用大惊小怪的口吻对别人说：你知道不知道，海瑞买肉了，买了两斤肉，两斤哪！

海瑞担任了应天巡抚后，其地位与知县已不可同日而语，辖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天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及广德州，多为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但他仍节俭清廉如常。他下车伊始，就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至于叫“小姐”来席间作陪，或酒足饭饱后的各项余兴节目，当然不言而喻地均在严禁之列。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或匪夷所思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不过意思意思，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一点意思也没有。他公开贴出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彼酬此答，殊是虚繁，却之不为已甚”。然后当真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七钱银子实在不算什么，他海瑞却决不肯为这蝇头小利，毁了自己一世清白。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可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至于时下的风气，决非海瑞之可效法，也决非海瑞之应趋附。有人曾劝他不要太死心眼儿，该走动的还要走动，该打点的还要打点。海瑞却瞪着眼睛反问：假设所有的地方官都不打点走动，是不是就没人升官呢？假设所有的地方官都打点走动，是不是就没人降职呢？那人见海瑞榆木脑袋死不开窍，所言“假设”云云又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书生气十足，也就只好悻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