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二)(第2/2页)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梗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那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怅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余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分区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作如是说。也许他们曾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