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第2/3页）

墨里·施瓦兹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到底是攻读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而犹豫不决，“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不过最后因为心理学必须用白老鼠做实验，而使我打了退堂鼓。”内心的脆弱使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一家心理医院从事研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明白了心理学并不仅仅针对个人，社会学也并不仅仅针对社会。他的第二份工作使他和阿弗列德·H.施丹顿一起写下了《心理医院》。此书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一家非传统的精神分析医院的工作成果，也是他年轻时对心理学热爱的延伸。《心理医院》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布兰代斯大学的教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是一个勤奋和成功的教授，虽然他没有依塞亚·柏林那样的显赫名声，可是与其他更多的教授相比，他的成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了。对生存处境的关心和对内心之谜的好奇，使墨里·施瓦兹在60年代与朋友一起创建了“温室”，这是一个平价的心理治疗机构，用他的学生保罗·索尔曼的话来说——“他认为那里是他疗伤止痛的地方，开始是哀悼母亲之死，最后则是为了身染恶疾的自己。”墨里·施瓦兹似乎证实了因果报应的存在，他最初在一家心理医院开始自己的研究，随后又在一家精神分析医院与阿弗列德·H.施丹顿共事，又到“温室”的设立，最后建立了“死亡和心灵归属”的团体，墨里·施瓦兹毕生的事业都是在研究人，或者说他对别人的研究最终成为了对自己的研究，同时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发现使他能够更多地去发现别人。因此当他帮助别人的内心在迷途中寻找方向的时候，他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知道了心灵的宽广，他知道了自己的内心并不仅仅属于自己，就如殊途同归那样，经历不同的人和性格不同的人时常会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走到一起，这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将所有人的内心凝聚起来，然后像天空一样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所有的人。晚年的墨里·施瓦兹拥有了约翰·堂恩在《祈祷文集》里所流露的情感，约翰·堂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墨里·施瓦兹当然遭受过很多挫折，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童年“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心里充满了悲伤”，而且童年时就已经来到的挫折在他成年以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就如变奏曲似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这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承受过类似的挫折，与巴诺哈所指出的20世纪的真实事迹相比，墨里·施瓦兹的挫折只是生命旅程里接连出现的小段插曲，或者说是在一首流畅的钢琴曲里不小心弹出的错音。这位退休的教授像其他老人一样，在经历了爱情和生儿育女之后，在经历了事业的奋斗和生活的磨难之后，他可以喘一口气了，然后步履缓慢和悠闲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当然他必须去承受身体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这样的衰老里还时刻包含着疾病的袭击，可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去习惯这一切，墨里·施瓦兹也同样如此。就像他后来在亚历山大·罗文的著作《身体的背叛》里所读到的那样，“罗文医生在书中指出，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应该处于最佳状态，至少也应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仿佛我们奉命必须永远健康无恙，身体必须永远反应灵活。一旦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觉得被身体背叛了。”墨里·施瓦兹心想：“这或许是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不朽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终究会死，我们其实很脆弱，而且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

大概是在1992年，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开始迎接那致命疾病的最初征兆，“那时我正在街上走着，看到一辆车对着我冲过来，我想跳到路边去……但是我跌倒了。”衰老欺骗了墨里·施瓦兹，他以为这是自己老了的原因。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睡不安稳，他感到困惑，同时也感到好奇，他不断地询问自己：“是因为我老了吗？”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当他开始跳舞的时候，他的步子“一个踉跄”。再后来就是诊断的结果，他知道了问题并不是出在肌肉方面，而神经性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这就是来到墨里·施瓦兹体内的疾病的名字。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字，它将一个人的生命一下子就推到了路的尽头，当时的墨里·施瓦兹是“我哑口无言”，他开始遭受这致命的打击，这时候他毕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帮助了他，使他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也像面对别人一样，他成为了一个观察者，成为了一个既身临其境又置之度外的人，于是他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至少我知道了那些失眠是为什么了。”接下去的日子里，这神经系统的疾病开始在墨里·施瓦兹体内泛滥起来。对疾病明确了解的那一刻，往往像洪水决堤那样，此后就是一泻千里了。“从那时开始，我亲眼目睹身体机能因为肌肉神经失去知觉而日益衰败……现在，我的吞咽动作也越来越困难了……其次是我说话的能力，当我想要发出‘O’的声音时，声音却卡在了喉咙里……”

墨里·施瓦兹来到了生命的尾声，“所以我的对策是哭……哭完了，我就擦干眼泪，并且准备好面对这一天。”在接下去为数不多的日子里，这位老人选择了独特的活着的方式。一位名叫杰克·汤玛士的记者这样写道：“在布兰代斯大学当了三十多年教授后，墨里·施瓦兹教授现在正在传授他最后的一门课。这门课没有教学计划，没有黑板，甚至连教室也没有，有的只是他在西纽顿家中的小房间，或者是他家厨房的餐桌，这里是他定期和学生、同事讨论的场所，他们讨论的课题非同寻常——墨里本人即将来临的死亡。”墨里·施瓦兹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勇气，就像他的同事所说的：“大多数得了重病的人都会朽木自腐，他却开出了灼灼之花。”事实上，墨里·施瓦兹的勇气得益于他对现实的尊重，这也是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研究训练出来的结果，这位在心理医院和精神分析医院工作过的老人，早就学会了如何客观地去面对一切，包括客观地面对自己。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勇气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脆弱，他不想可能也不敢“默默地走进黑夜”，他选择了公开的死亡方式，为此写下了七十五则关于死亡的警句，并且为自己举行了预支的告别仪式，“我要现在就听到，当我还在的时候。”因为“我不想等到我两腿一伸以后再听到大家聚在一起追悼”。这样的追悼对墨里·施瓦兹来说无济于事，他要的是能够亲耳听到的追悼，因为“死亡并不是最后的一刻，最后的一刻是为了哀悼用的”。当然，这位老人临死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杰克·汤玛士所说的“最后的一门课”，在每一个来到的星期二，在墨里·施瓦兹身体不断的衰落里，关于人生和关于死亡的话题却在不断地深入和丰富起来。他失去了吞咽的能力，又失去了发音的能力，可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这“最后的一门课”就会继续下去。墨里·施瓦兹在身体迅速的背叛里，或者说当他逐渐失去自己的身体时，他一生的智慧和洞察力、一生的感受和真诚却在这最后的一刻汇聚了起来。然后奇迹出现了，这位瘦小和虚弱不堪的老人在生命的深渊里建立了生命的高潮。而且，他在临终之前用口述录音的方式，用颤抖的手逐字逐句写下了从深渊到高潮的全部距离。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本书，一本题为“万事随缘”的书，一本在死亡来临时讲述生存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