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性的存在结构（第2/3页）

梁鸿：你的这种说法，也让我想起刘震云的小说。

李洱：哦，你说的是刘震云的乡村小说吧，《故乡面和花朵》。那是一部雄心万丈的作品。他的幅度更大，那是中国乡村版的《追忆逝水年华》。

梁鸿：对，刘震云第一次写了乡村的意识流生活，那种胡思乱想的内心生活。他第一次把乡村的话语丰富起来了。乡村在作家看来一直是贫瘠的，沉默的，失语了的存在。这种对日常生活全景式的叙述，试图给日常生活命名的倾向，显示了作家的雄心壮志，看起来非常容易，但实际上非常难。

李洱：很奇怪，刘震云在小说艺术上的贡献容易被批评家忽略掉。我跟他不熟，也没有交流，但他的小说确实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才华。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的一些活儿做得有点过了。但他写乡村意识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意识流本来是知识分子的，是客厅的艺术，但他把它搬到了田间地头，搬上了寡妇的炕头，屠夫的案头。开句玩笑，到了刘震云这里，意识流小说才完成了它的东方化过程。

梁鸿：你的处理方式，与刘震云又不一样，你不搞意识流。

李洱：如果写知识分子，我偶尔会用意识流。但别的小说，我很少用。

梁鸿：《光和影》里面涉及知识分子和乡村，在小说里面，现代化的京城和本草镇成为各种话语的汇集地：典籍史志、光碟、英语、网络词汇、星座等等，作为各种话语资源，它们共时性的出现了。我认为我看到了后现代拼贴诗学。当我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每个景观，每个话语，每个细节，都能散发出某种意味。背景也不仅是背景，细节也不仅是细节，而成为主题本身。所以，我的阅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各种意义、各种元素纷至沓来。你致力于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结子，一团乱麻。你在表现这个世界，同时又毫不降低它无法摆脱的复杂性。

李洱：把世界表现为一团乱麻，是容易的。你这么说，其实让我有一种失败感。我不愿意只让人看到乱麻。就像我们在前面对话时说过的那样，如果世界是一团乱麻，你写的还是乱麻，那你只能是添乱。如果世界是一潭浑水，你写得还是浑水，那你只能把水搅得更浑。就小说的表现方式而言，我还是试图做到乱中有序，杂乱有章。你这么说，只能说明我做得不够好。

梁鸿：《光和影》的主人公，刚踏入社会，所以——

李洱：所以他很不适应。就像你说的，各种问题对他而言，都是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置他于死地。哦，很不幸，他这辈子从事的第一项工作，竟然是卖盗版碟。

梁鸿：并且是西方盗版的色情碟。当我作为一个专业读者阅读时，能感觉到你的焦点聚集在围观者身上，而不是当事人身上。比如，那一场发生在古城墙下面的战争，并不是两个主人公原本的意思。他们被周围的人怂恿着，一步步走向荒谬的境地。本来是个双簧，可双簧的失败产生的感觉却很荒诞，而围观者的兴奋使荒诞显得更加刺激，朝着更荒诞的方向发展。

李洱：哈，演双簧，说明双方都在遵守一个私定的小的游戏规则，双方同时都认为，只要我们相互妥协，只要我们共同向别人妥协，我们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这个规则在遭遇到另外的比较大的规则的时候，马上就会破产。生活不会朝着你预设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从根子上说，我们最终是无法跟生活达成妥协的，它只能增加你的失败感。生活才不跟你玩双簧呢。最后，他们的回故乡之路，仿佛是为了拯救故乡年轻人。可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他又怎么救得了别人？他的回故乡之路最后也演变成了逃亡之路，剩下的那点东西很可怜，比如，剩下了一点偷鸡摸狗的性爱。他给故乡留下了什么呢？一泡尿。

梁鸿：这也是我看完这篇小说的直觉，一种田园诗的丧失。为什么呢？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回故乡应该是一种诗意的象征。但是，即使是章老师这样的作为一种原型的故乡的象征，带给你的也是彻底的悲哀。章老师本人可能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但他也被世俗污染了。他把学校的所有人安排成自己的人，他的行为也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原则。

李洱：章老师想要获得电脑，从最美好的意义上讲，他是想让学生知道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那个世界正是孙良正在遭遇的世界。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这一点很残酷的。生活中最光亮的地方，恰恰充满了最浓烈的阴影。所以我把题目定为《光和影》。

梁鸿：光亮有多强，阴影就有多强。加缪曾经提到过正午的思想，正午的阳光是灿烂的，明亮的，积极向上的，而午后的诗学是什么样子呢？一种无力的，疲倦的，在寂静的时光里，充满着某种颓废的清醒？

李洱：我所理解的“午后”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类似于哈维尔所讲的，在午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靠某种惯性在向前滑动。那种朝气蓬勃的，对生活有巨大解释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一种复制的，慵懒的，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光。

梁鸿：这一说法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的时候，历史、道德、制度突然变得暧昧之后，我们认定的原来的价值体系已经动摇，但是，每个人仍然生活在焦虑之中，就费边而言，是生活不能与精神一致，是一种人格焦虑，也是一种精神焦虑。或者如你这里所说的，“后极权”并不是政治学意义，而是说，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作为一种原型的价值观，它们都遭到了普遍质疑，但我们却不得不生活于此。旧的秩序已经动摇，但新的秩序仍未形成，我们正是处在这个夹缝之中，这是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

李洱：在极权时代，绝大多数人是信任极权的；但后极权时代，所有人都不信任它了，甚至包括它的领导者。但是，人们仍然会按照极权的要求生活，这么一来，所有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在中国，谎言有巨大的价值，巨大的利润。问题是，谎言归谎言，生活却在真实地发生着变化。

梁鸿：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分裂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口蜜腹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如此相悖，如此矛盾，无法拼接缝合，因为在各种价值观的背后并没有统一的原则，所以精神分裂症状也就可以从当代生活的语言状态中显现出来。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如此之大的分裂状态表达出来。作家要把正常背后的不正常写出来。你所说的“午后”，可能正是这种秩序开始动摇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太阳是没有阴影的，当午后来临的时候，一切本质开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