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三（第2/5页）

问：我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我要避免读者以为我在拍马屁，所以我要说明这与我的鉴赏力和你作品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个人的趣味有关，或者说是因为我可以借你的作品浇自己的块垒。

答：很高兴我的小说能被你喜欢。能被你喜欢，我何止是高兴？说激动也不过分。

问：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不高，甚至很低，原因在于作家和著名作家太多了，而每一个作家又写得太多、太多了。当然写得慢发得少不一定好，写得快发得多不一定不好。也许我这个想法太老土太冬烘了：即使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作家，如果写慢一点，比如把写两部小说的经历用在一部上头，或者修改、重写，是不是比被人催着等米下锅会好些呢？

答：中国作家整体创作水平不高，我想与作家写作快慢有关系，但主要问题好像比这个要复杂。我想，它涉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问题，涉及文化传统的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复杂状况如何用文学来应对的问题。作家的个人才能当然与作品质量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也很值得探讨。

几年前我看到张志扬教授的一个说法，当时深有同感。他的大意好像是说，汉民族和犹太民族承受的苦难几乎相当，但汉语在传达这种沉重的苦难的时候，往往就会失重。而犹太人，不管他是英语写作，还是用别的语言来写作，比如用匈牙利语来写作，却没有这种现象。汉语似乎无法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奥斯威辛。这当然首先是文化问题，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前几天，我看到上海的王鸿生教授的一个演讲稿，他梳理了汉民族的叙事历程，谈到汉民族的叙事历程与其他民族相比有其特殊性，比如汉民族的神话没有系统性，没有自己的谱系，汉民族从来没有真正的史诗，在语言上没有自己的“族徽”。他提到的神话问题，我在写作《遗忘》的时候，曾下过一段工夫，当时就感触颇深，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神话故事是破碎的，谱系非常混乱，几乎理不出一个头绪。我想，这些，都对我们的叙事传统有深刻的影响。

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用文学语言去应对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捉襟见肘。生活变化得太快了，礼崩乐坏，分崩离析，让我们目不暇接。所有人都成了刘姥姥，连凤姐也成了刘姥姥。我们甚至连刘姥姥都不如，刘姥姥到最后还可以出面救出巧儿，而我们连自己都无法保命。生活的巨大浊流几乎将所有人裹挟而去，而去往哪里，却没有人知道。这样一种混乱，我们的古典文学，我们的现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我们在新时期以来广泛接触的西方现当代文学，都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所以，我常说，现在的作家，当然我指的是有些想法的作家，他的写作几乎是无本可依，面对复杂的世界，写作者真的就像一个孤儿。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大胆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曹雪芹再世，在表现当代生活方面，他也不见得比现在的作家高明。

但这些问题，一般的读者是不会考虑的。当然，人家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一个人喜欢吃苹果，喜欢也就喜欢了，没有必要知道苹果是怎么长熟的。我想，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是这样的：我所感受的世界为什么在你的作品中，没有能够得到呈现？或者，你所呈现的世界，与我感受到的世界，为什么全然不同？写作和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视野融合”，但是现在却是视野分离。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人，包括写作者本人，都会对目前的写作表示不满。

问：我很赞同你的说法。6月30日，我是破天荒地参加一个会，还忍不住发言说自己是一个“努力自救的人”，会上会下就有人问，过去有生产自救，而今有艾滋病自救村，不知道有“自救型知识分子”。我当然无言以对，只得琢磨自己有啥已入膏育的隐疾。心里怪自己既要自救，为什么到了还是要出来在人扎堆的地方大放厥词。正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儿，我们才会四下寻求呼应，正因为在分离的视野里存活，视野融合才有可能。写作和阅读是为了寻求视野的融合。我想，视野融合更应该是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中介，彼此诚实地面对，而不是你的世界恰好是我熟悉的或者感兴趣的。实际上说到对写作满不满意的问题时，我们谈话涉及的对象不能不是游移的。试想一下，如果读者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第三类读者——他可能和当作家的你直接讨论，也可能把你当做曹雪芹那样的作古之人；作家是你说的有些想法的作家，在这个前提下，视野融合才可以讨论。撇开用于文本解读时的专门性，视野融合也应该包含接受不同视野以开阔自己的眼界的意思。说到汉语言文化和叙事传统的特殊性，我以为它至少不是现时写作者写出有意思有品格的东西的障碍。一个作家真的关心“人”，他会真的用心去写。就算一个作家关心人终究是为了自己，他也会用心写出好东西——把花在“人”身上的工夫算做投资嘛。有好些新老作家真的太短视、太急切，只关心作品轰动不轰动，年内能不能走红等等，如此，又岂能为自己？所以，说到曹雪芹，我倒是觉得是一个为自己而写的人，而且，他也只写了当时的某个圈子的生活。我无法想象他再世会如何。

答：这句话太好了，“在分离的视野存活，视野融合才有可能”。这句话，甚至给了我写作信心，也促使我进一步考虑问题。

汉语言的叙事传统，应该说这些年人们日渐关注。我的说法是，写作者开始重新检索我们自己的叙事资源。前两年，格非写《人面桃花》，我知道他写作前后都在阅读《红楼梦》和《金瓶梅》。格非是我见过的读书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是一肚皮的学问，关于小说的高头讲章已经写了几大摞了，可他在周游列国之后，现在最佩服的作家却是兰陵笑笑生。记得毕飞宇的《玉米》发表以后，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征求我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当时不少人关心小说如何描写了权力对人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一个花季少女如何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毕飞宇自己还写了一篇创作谈，说他写了人身上的鬼，这个鬼就是“人上人”。但我觉得对这部小说来说，这其实还只是皮毛。重要的是，小说如何发展了《水浒传》和《金瓶梅》的叙事传统。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毕飞宇与施耐庵是老乡，小老乡，同是江苏兴化人。毕飞宇也告诉我，他写《玉米》的时候，案头确实就放着《金瓶梅》。毕飞宇是我见过的最为狂妄的人之一，可他在谈到金瓶梅的时候，立即低眉顺眼。想想看，这些作品，这样一些叙事资源，我们以前其实忽略的。现在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叙事资源，如何被我们开发和利用。在开发和利用的时候，写作者显然要设想，如果曹雪芹和施耐庵再世，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又会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