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宗仁发们致敬（第2/2页）

如果说得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没有人可以否认，文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但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我个人觉得这倒不仅是胆量问题。你必须对中国的现实有较为丰富的体认，才有能力提出某种自己的质疑。具体落实到写作层面，你还必须找到与这种质疑相对应的艺术形式。但不管怎么说，对作家而言，这还仅仅是写作者个人的事情。而一旦稿子送到编辑手中，编辑所承受的压力就会比写作者本人大得多。这一点，写作者本人恐怕难以体验。再比如说，《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都编发具有先锋倾向的小说，但它们在编发某些稿子的时候所承受的压力又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而这些细微的差异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又会突然被放大，好像转眼间从芒刺变为巨椽。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重要的原因是刊物所处的地缘有所不同。又比如说，编辑既要靠编发名家的稿子，使读者产生起码的信赖感，但又必须编发一定的文学新人的稿子，以保证自己的作者队伍后继有人，那么你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呢？

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后来也成了一名编辑，我确实很难参透这当中的微妙和种种苦处。而你每参透其中一分，你对宗仁发的尊重就增加一分。能将地处吉林的《作家》办到今天，还能一直保持着它的水准，还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文坛输送新人，并以此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块重要绿地，这确实很不容易。

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社的编辑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阅读文学期刊来发现作家和作品，然后再与作家签订出版合同。很多时候，他们干脆绕过刊物，直接与作家建立起联系。出版社编辑与期刊编辑对稿件的取舍，其实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出版社编辑更多地考虑作品的销量，而期刊编辑更多地考虑作品本身的质量；出版社编辑对中短篇小说几乎视而不见，现在即便是名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也没有多少出版机会，而文学期刊却始终将中短篇小说作为重点稿件推出；出版社面对的是大众读者，而文学期刊的主要读者却是文学界人士和阅读品位较高的读者群。明白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就会知道，即便在办刊越来越困难，期刊的销售量日渐下滑的今天，期刊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仍然不可或缺，说得再干脆一点，我甚至认为期刊对文学的贡献要大于出版社。

当媒体记者或者出版社的朋友们宣称，现在是出版时代而不是期刊时代的时候，我当然必须承认他们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有必要提出，那就是文学期刊实际上一直在为文学提供标准，提供了一个文学纵深，提供了一个考量文学真实发展状况的评判尺度。与宗仁发等人同时介入编辑活动，后来又离开期刊而进入出版系统的编辑，对此大概难以轻易否定。

正因为如此，我想，所有关心汉语写作的人，都必须向宗仁发们致敬。

200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