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二十九章 论勇敢（第2/3页）

就在同一个国家里，他们的裸体修行者[4]也有类似的做法，并非为人所迫，亦非心血来潮，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信奉：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或以为得了什么疾病，便堆起柴禾，上面放一张装饰漂亮的床，高高兴兴地款待朋友和熟人后，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床上，意志坚定，毫不动摇，火点着后，只见他们依然纹丝不动。—个名叫加拉努斯的裸体修行者就是这样死的。他死时，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全都在场。

在这些裸体修行者中，惟有这样死的人才被认为神圣和有真福，他们享尽尘世间的一切后，让火涤净自己的罪孽，使灵魂干干净净地升天。

就是这一生坚持不懈的熟思，得以创造奇迹。

在我们的其他争论中，关于命运的争论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依然坚持从前的一个论据，将未来的事物及我们的意愿系于一种肯定的和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上：“既然上帝像他所做的那样，预见每一事物怎样发生，它们就应该这样发生。”对此，神学家们回答说，我们看见（上帝也一样，因为一切都呈现在他眼前，与其说他预见，不如说看见）某事物可能发生，不等于强迫它发生；甚至可以说，我们因事物发生而看见，而事物不因我们看见而发生。有事才有知，而非有知才有事。我们看见发生的事，就算是发生了，但事物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上帝在预见事物发生缘由的名册上，也写着所谓偶然的缘由和有意识的缘由，而有意识的缘由取决于上帝赋予我们仲裁的自由度，他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

然而，我见不少人用这种命运的必然性来鼓励他们的部队：因为如果说我们的死期命中注定在哪一天，那么，敌人枪林弹雨也罢，我们勇往直前或胆怯逃跑也罢，都不能提前或推后我们的死日。这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即使一种强烈和炽热的宗教信仰会带来相应的行动，但是，这种常被我们挂在口头的信仰，近几个世纪来已变得微乎其微了，而且，即使有信仰，也对行动不屑一顾。

不过，儒安维尔先生在他的《圣路易传》中叙述贝都因人[5]时，也谈到过宗教信仰问题。儒安维尔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证人。贝都因人是与撒拉逊人[6]混居的民族，圣路易在圣地同他们打过交道。儒安维尔叙述说，贝都因人的宗教坚持认为，人的寿命从来是命中注定。他们去打仗时，只带一把土耳其式的利剑，只穿一件白衬衣。当他们对自己人发脾气时，最厉害的诅咒通常是：“你和全副武装的怕死鬼一样该死！”这表明贝都因人是将宗教信仰付诸行动的，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

还有一个事例与此如出一辙。在我们祖先的时代，有两个佛罗伦萨修士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商定当着全体民众的面跳入火中，以示各自的决心。一切准备就绪，两人正要跳入火中，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他们就没有跳成。

在穆拉德二世和匈雅提[7]的战争中，一位土耳其贵族青年看到两军就要交战，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建立了卓越的战功。穆拉德二世见他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样子（这是他初次参战），便问他这非凡的勇敢是谁人教给的，他回答说，他有一位至高无上的老师，那是一只野兔。他说：“一天，我去打猎，发现兔窟里有一只野兔。尽管我身边有两只猎狗，但我认为，为了万无一失，最好把我的弓箭也用上，因为它在和我耍花招。我便开始射箭，一连射了四十支，把我箭袋里的箭全部射光了，不仅没有射中，而且也没把它惊醒。于是，我放出猎犬，它们也一筹莫展。我终于明白，那只野兔受到了命运的保护。箭或剑能不能击中我们，是由我们的命运决定的。生死由命，我们不可能将死期提前或推后。”这个故事应该让我们附带看到，我们的理性多么容易向各种形象比喻屈服。

一位年纪高大、出身望族、身居要位、饱学博闻的人向我吹嘘说，他的宗教信仰由于受到了外来的激发而产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外来的激发就像是天方夜谭，而且很难自圆其说，我觉得难以置信：他把它称为奇迹，我也称之为奇迹，但意思不同。

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说，土耳其人普遍坚信他们的生命有着必然和无情的时效性，这个信念显然有助于他们临危不惧。我认识一位伟大的君王[8]，如果命运继续帮助他的话，他将从这种生命的时效性中大获好处。

在我们的记忆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果断行动，当属密谋杀害奥兰治亲王[9]的两个刺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第一个刺客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成功并遭到了很惨的下场后，人们怎么还能激起第二个人的勇气，去完成他同伴未竟的事；他步其后尘，用同样的武器，竟成功地杀死了奥兰治亲王，而这位亲王刚有过不该轻信人的教训，到哪里都有朋友伴其左右，身强力壮，客厅里有卫队守护，全城百姓对他忠心耿耿。当然，那刺客行动时毫不手软，狂热激发了他无比的勇气。匕首比手枪更可靠，但用匕首需要更多的手腕活动和臂力，因而更容易偏离或受到干扰。我不怀疑，那位刺客冒着必死的危险，因为，尽管人们可以骗他会成功，但稍有冷静判断力的人，不会相信这次行动能成功。可他成功了，这证明他既不缺乏冷静的判断力，也不缺乏勇气。产生如此坚定信念的动机可以形形色色，因为我们一时的怪念头会促使我们去做它所乐意我们做的事。

奥尔良附近发生的谋杀[10]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次谋杀中，更多的是偶然而不是力量在起作用；要不是命运从中帮忙，那一枪肯定不会致命；刺客骑着马远远向另一个骑马飞驰的人开枪射击，这说明他宁愿击不中目标，也不要耽误了逃跑。以后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想到干了件如此崇高的事，他又是害怕又是兴奋，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意识，既不知道如何逃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完全可以蹚过一条河，去向朋友们求救。这办法危险最小，我就曾经使用过，我认为不管河有多宽，蹚水而过风险很小，只要你的马找到容易下水的地方，你能预料到河对面哪处容易上岸。谋杀奥兰治亲王的那个刺客就不同了：当人们向他宣布可怕的判决时，他却说：“我早就等着了，你们对我的耐心一定感到很吃惊。”

阿萨辛派[11]为腓尼基的一个独立的教派。伊斯兰教徒们认为，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一尘不染的习俗。阿萨辛派坚持认为，为了有资格进入天堂，最可靠的办法是杀死一个异教徒。因此，为了进行如此有用的暗杀，他们敢于赴汤蹈火，一二个人常常冒死闯入敌人阵营，去暗杀（这个词就借自这一教派的名称[12]）他们的敌人。的黎波里的雷蒙公爵就是在他的城市里被暗杀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