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2/7页）
出于好奇，我专程去了趟碾子沟乡。乡里的领导也没听说过王大锅这个人。我按照他们的指点，又拐到了王大锅所在的村子。村里的干部和村民都认识我要查实的人。纷纷向我介绍，据他们说，王大锅是个普通的村民，一个因子女不孝，老无所养的人。死前的若干年，他除了捡拾垃圾之外，就是挨门挨户乞讨，偶尔还小偷小摸，偷一些田里的瓜果蔬菜充饥果腹。他原先住的三间破平房，因年久失修倒塌了两间。他最后死在东头那间漏雨透风的西墙角，蜷缩着像狗一样。村长还特意强调，老头死后就运往县城里的火葬场火化，而没有埋在当地。当然，从政策上讲，村子里也不允许土葬了。他还说，王老头有一个儿子在县政府给领导开车，很有出息，但老头活着的时基本没回来看望过。“嗨 ，这老头可惨了，要不是我们村委会和邻居们平时给弄点吃的穿的，他早就饿死冻死了，哪会活到七十多岁。”村长感叹着。
没费多大周折，我就找到了王大锅的儿子。他确实在县里工作，给电业局局长当司机。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才支支吾吾地挤出了点牙膏：“因为我认识县长的司机。”
认识县长的司机，便能把一个拾垃圾为生的普通庄稼汉列入县志人物志？为什么？
“父亲活着时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孝心，心里很不踏实，就想把后事办得体面排场一些。”
“于是你就托人把你父亲编进县志了？”
“不、不，没有，我不知道什么鸟县志，是他们自己干的。”
“他们是谁？”
“是那些编书的人吧。”
“你没去找，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父亲？”
“因为县长参加了我爸的遗体告别仪式，县长参加的活动是大事情，要记下来。”
“你跟县长很熟悉！”
“不，我只认识他的司机。我托他的司机求的县长，给了他两千块钱，还有两条烟。”
“县长就去了？”
“县长开始没答应，后来听说副省长送了花圈，他就推 掉了别的事情，去父亲的遗体旁鞠了三个躬，又绕着尸体走了一圈，还跟我握了手。”
“副省长为什么送了花圈？”
“县长的司机说认识副省长的司机，又送了他两千块钱。他就说可以以副省长的名义送个花圈。副省长送了花圈，县长二话没说就赶到火葬场了。”
我终于大体上弄清楚了传主变成著名人士的基本脉络：一个叫王大锅的穷苦老汉，在离开人世时其儿女为了挽回不孝的骂名而操办了一场有县长亲自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因托人求得了一个以副省长名义送的花圈而变成了著名人士，故被立传，永载史册。
一个人的聚会
重阳节那天，老爷子比平时起得更早。
“这么晚还没睡？您又叮咣地折腾啥呢？”孙子冲着他喊，边揉眼睛边打哈欠。
“瞎喊啥呀，就你嗓门大？他这是起得早，不是睡得晚。”
我也跟着爬起来，受儿子的传染，也揉眼睛、打哈欠，还伸伸懒腰。
“天气真好！蓝蓝的天！”老爷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语。
“天还没亮呢，您怎么知道天是蓝的？爸，爷爷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啦？”儿子扭过头懒懒地问我。
“净胡说。他眼睛好着呢，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就是耳朵背，听不见一句坏话。”我跟儿子打哈哈。父亲的确老了，常常黑白不分，一会清楚，一会糊涂。毕竟是快90 岁的人，能活到这把年纪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 点才开始呢，咱10 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9 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5 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
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8 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 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信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9 点刚过，我和父亲就到了大学餐厅。老爷子离休前一直在母校任教，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张罗校友同学长年相聚的原因之一。餐厅的大门上着锁，显然我们来得太早了。我只好陪他老人家在校园里先散散步。他边走边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向我介绍它们的历史沿革并掺杂着当年的人与事。有些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但又不得不装出头一次听说的兴奋。人老了，回忆渐渐变成其独特的健身方式。
我和他走走停停，还在树丛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总算过了一个钟头又返回到餐厅。校方的校友办公室找来了十几位大学生志愿者站在餐厅门口迎候与会的“师爷师太”们，鲜嫩的脸庞与糙老的面孔对比强烈。
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父亲当年的老同学，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也有身板硬朗能独立行走的，但都需要有人陪护。陪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参会者。有儿孙跟来的，也有因当年级别职务较高至今仍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的。一位矮个子小老头儿，身前身后围了五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位是穿着军装的现役士兵。我凑近父亲耳边问：“这个老头当年是干什么的？”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指向邻座的一位老太太问父亲：“她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在电视上总看见她？”父亲答：“不认识。”当我把手又指到一个方向时，父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我十分诧异地看着老爷子，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惹他生气了。人老了，有时会变得跟幼儿园里的孩子似的，情绪一天多变。父亲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在延安读书时一共有四百多位，都是十六七岁的男男女女。我们叫队不叫班，我那个分队64 人。整天在一起学习、训练、打球、唱歌，从不打架。嗨，现在都老了，不少同学早就走了。我是70 岁那年开始组织聚会的，每年见一面，来的人越来越少，陪的人越来越多。18 周年啦！年轻时的好同学，退休后的老朋友，多熟悉啊！可现在能叫上名字的人没剩下几个了，差不多全忘了。头十年我不光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老婆孩子，现在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还记得的姓名，今年就记不住了。连面孔都陌生了，完了，老了，痴呆了。”老爷子情绪低落，语气伤感。我连忙开玩笑安慰他说：“这种事很平常，年轻人也有记性差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教我中学语文的蔡老师姓什么啦！”父亲不解地瞪着我：“你说啥？快要上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