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一

余草《国史大纲》既毕，适昆明方屡遭空袭，乃于一九三九年暑假携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乘便赴上海，归苏州探母。锡予同行，在上海接其眷属从北平南下，同返昆明。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余在昆明，临行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

余与锡予先同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时商务印书馆已由沪迁港，余将稿交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云五允之。遂抵沪，知余眷已先返苏州，锡予乃偕余同赴苏州。自离昆明途中，锡予询余，《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境。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与锡予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一书摊，尽是西书，皆自东吴大学散出。余忽动念，嘱锡予为余挑选，此一年当闭门勤读。锡予为余择购三书，余嫌少，嘱更多购。锡予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余多购。越两日，锡予即返沪。

二

余之《国史大纲》稿，既交商务印书馆，仍由上海旧印刷厂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中央某处审查，始可出版。审查凡分三例。一、审查通过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后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上海商务旧厂将余之《史纲》稿送重庆审查，批回属第三类。批云，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商务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联大告余，久不得复。不知余在何处，付印事遂搁置。

余在苏州，久不闻此书出版，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乃得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史纲》出版后，仅最先一批书数百本得海运送河内，运销后方。此后海运即断，不得再送，乃改在重庆以国难版发行。余此后在重庆成都各地，见各处室内悬挂中山先生画像，始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则无怪审查处之郑重其事也。以后此项画像遂少见。则一事之论定，宜非可率尔期之矣。

三

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余撰《先秦诸子系年》毕，即有意续为《战国地理考》，及是乃决意扩大范围通考《史记》地名。获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不出租金，代治荒芜即可。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大门外惟一路通市区，人迹往来绝少。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余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并大，而《史记》全书逐一地名已考订无遗。尽取材于三家注。如韩世家一地名，其地实在魏，则移之入魏地名考中。尽录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余两家失之。或两家注得之，其余一家失之。皆不繁论。只读余书先后之排列即可知。从来为春秋地名考战国地名考者，书已多有，未有如余此书之简净者。余乃得以一年之力完成此书。

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先读《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有中文译注，中英对列。每一生字不烦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识光华大学校长浙江张寿镛。在其租界之寓所，赠余以其新刻之《四明丛书》。其中黄梓材冯云濠两人之《宋元学案补编》，尤为余所喜读。然携归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则全在《<史记>地名考》及读英文之两事上。《<史记>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又编成《齐鲁学报》首期，交开明付印。而《<史记>地名考》一书，开明始终未印出。及余来香港，乃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版出书。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其中又费几许曲折，此不详述。然此稿终未散失，仍得流传，则亦一大幸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