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第3/3页）

《欢乐》的遭遇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经典形象，经典形象给后来的叙述带来了什么？

让我们闭上眼睛来想一想，我们读过的所有叙述作品，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里出现的作品，在这一刻同时来到我们的记忆中时，作品原有的叙述已经支离破碎，被我们所记住的经常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或者是一段精彩的描叙，而这些都和叙述中的人物形象有关，因此让我们牢牢记住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我们不仅记住了他们的言行，也记住了他们的外貌，以及他们的隐私。

于是这些人物的形象成为了经典，毫无疑问这是文学在昔日的荣耀，并且长生不老，是一代又一代的阅读者的伙伴。应该说这些经典形象代表的是文学的过去，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我们文学的未来。

然而当很多人要求现在的作家应该像巴尔扎克、卡夫卡，或者像曹雪芹、鲁迅那样写作时，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今天的写作为什么要被过去时代的写作所笼罩呢？

人们觉得只有一个高老头太少了，只有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太少，只有一个阿Q、一个贾宝玉也太少了，他们希望这些经典形象在后来的作家那里不停地被繁殖出子孙来。

从这里我们开始意识到经典形象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经典形象逐渐地被抽象化了，成为了叙述中的准则和法规。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对形象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注。就像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时装表演，人们关注的是衣服，而不是走动的人。

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虚构作品在不断地被创作出来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教条和真理，成为了阅读者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标准，它们凌驾在叙述之上，对叙述者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叙述自身的发展漠不关心。它们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或者是一个圆规，所有的叙述必须在它们认可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越出了它们规定的界线，就是亵渎……就是一切它们所能够进行指责的词语。

因此，人们在《欢乐》里所寻找的不是——谁是我的母亲，而是——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