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犹太区

凡爱好音乐的人都知道，布拉格是斯麦塔纳和德沃夏克之城。同样，文学的读者也都知道，卡夫卡，悲哀的犹太天才，也是在此地诞生，写作，度过他一生短暂的岁月。

悲哀的犹太人在布拉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斯拉夫人来得最早，在第五世纪便住在今日布拉格堡所在的山上了。然后在第十世纪来了亚伯拉罕的后人，先是定居在魔涛河较上游的东岸，十三世纪中叶更在老城之北，正当魔涛河向东大转弯处，以今日“犹太旧新教堂”（Staronovásyngoga）为中心，发展出犹太区来。尽管犹太人纳税甚丰，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却时宽时苛，而布拉格的市民也很不友善，因此犹太人没有公民权，有时甚至遭到迫迁。直到一八四八年，开明的哈布司堡朝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Ⅱ）才赋予其公民权。犹太人为了感恩，乃将此一地区改称“约瑟夫城”（Josefov），一直沿用迄今。

这约瑟夫城围在布拉格老城之中，乃布拉格最小的一区，却是游客必访之地。茵西果然带我们去一游。我们从地铁的佛罗伦斯站（Florenc）坐车到桥站（Mustek），再转车到老城站（Staroměstsk），沿着西洛卡街东行一段，便到了老犹太公墓。从西洛卡街一路蜿蜒到利斯托巴杜街，这一片凌乱而又荒芜的墓地呈不规则的“Z”字形。其间的墓据说多达一万二千，三百多年间的葬者层层相叠，常在古墓之上堆上新土，再葬新鬼。最早的碑石刻于一四三九年，死者是诗人兼法学专家阿必多·卡拉；最后葬此的是摩西·贝克，时在一七八七年。由于已经墓满，“死无葬身之地”，此后的死者便葬去别处。

那天照例天阴，冷寂无风，进得墓地已经半下午了。叶落殆尽的枯树林中，飘满蚀黄锈赤的墓地上，尽堆着一排排一列列的石碑，都已半陷在土里，或正或斜，或倾侧而欲倒，或入土已深而只见碑顶，或出土而高欲与人齐，或交肩叠背相恃相倚，加以光影或迎或背，碑形或方或三角或繁复对称，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石面的浮雕古拙而苍劲，有些花纹图案本身已恣肆淋漓，再历经风霜雨露天长地久的侵蚀，半由人雕凿半由造化磨炼，终于斑驳陆离完成这满院的雕刻大展，陈列着三百多年的生老病死，一整个民族流浪他乡的惊魂扰梦。

我们走走停停，凭吊久之，徒然猜测碑石上的希伯来古文刻的是谁何的姓氏与行业，不过发现石头的质地亦颇有差异：其中石纹粗犷、苍青而近黑者乃是砂岩，肌理光洁，或白皙或浅红者应为大理石；砂岩的墓碑年代古远，大理石碑当较晚期。

“这一大片迷魂石阵，”我转过头去对天恩说，“可称为布拉格的碑林。”

“一点也不错，”天恩走近来，“可是怎么只有石碑，不见坟墓？”

茵西也走过来，一面翻阅小册子，说道：“据说是石上填土，土上再立碑，共有十层之深。”

“真是不可思议，”隐地也拎着相机，追了上来。四顾不见邦媛，我存和我问茵西，茵西笑答：

“她在外面等我们呢。她说，黄昏的时候莫看坟墓。”

经此一说，大家都有点惴惴不安了，更觉得墓地的阴森加重了秋深的萧瑟。一时众人默然面对群碑，天色似乎也暗了一层。

“扰攘一生，也不过留下一块顽石。”天恩感叹。

“能留下一块碑就不错了，”茵西说，“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在这一带杀害了七万多犹太人。这些冤魂在犹太教堂的纪念墙上，每个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

“真的啊？”隐地说，“在哪里呢？”

“就在隔壁的教堂，”茵西说，“跟我来吧。”

墓地入口处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叫做克劳兹教堂（Klaus Synagogue），里面展出古希伯来文的手稿和名贵的版画，但令人低回难遣的，却是楼上收集的儿童作品。那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素描和水彩，线条活泼，构图单纯，色调生动，在稚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气、谐趣。观其潜力，若是加以培养，未必不能成就来日的米罗和克利。但是，看过了旁边的说明之后，你忽然笑不起来了。原来这些孩子都是纳粹占领期间关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营里的小俘虏：当别的孩子在唱儿歌看童话，他们却挤在让人窒息的货车厢里，被押去令人呛咳而绝的毒气室，那灭族的屠场。

脚步沉重，心情更低沉，我们又去南边的一座教堂。那是十五世纪所建的文艺复兴式古屋，叫平卡斯教堂（Pinkas Synagogue），正在翻修。进得内堂，迎面是一股悲肃空廓的气氛，已经直觉事态严重。窗高而小，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令人绝望地仰面窥天，呼吸不畅，如在地牢。高峻峭起的石壁，一幅连接着一幅，从高出人头的上端，密密麻麻，几乎是不留余地，令人的目光难以举步，一排排横刻着死者的姓名和遇难的日期，名字用血的红色，死期用讣闻的黑色，一直排列到墙脚。我们看得眼花而鼻酸。凑近去细审徐读，才把这灭族的浩劫一一还原成家庭的噩耗。我站在F部的墙下，发现竟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宗亲，是这样刻的：

FREUD Artur 17.Ⅴ 1887-1.Ⅹ 1944 Flora 24.Ⅱ 1893-1.Ⅹ 1944

这么一排字，一个悲痛的极短篇，就说尽了这对苦命夫妻的一生。丈夫阿瑟·弗洛伊德比妻子芙罗拉大六岁，两人同日遇难，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丈夫五十七岁，妻子五十一岁，其时离大战结束不过七个月，竟也难逃劫数。另有一家人与汉学家佛朗科同姓，刻列如下：

FRANKL Leo 28.Ⅰ 1904-26.Ⅹ 1942 Olga 16.Ⅲ 1910-26.Ⅹ 1942 Pavel 2.Ⅶ 1938-26.Ⅹ 1942

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爸爸利欧只有三十八岁，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男孩巴维才四岁呢。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横刻了近二百排之多，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偶有例外，也差得不多。在接近墙脚的地方，我发现佛莱歇一家三代的死期：

FLEISCHER Adolf 15.Ⅹ 1872-6.Ⅵ 1943 Hermina 20.Ⅶ 1874-18.Ⅶ 1943 Oscar 29.Ⅳ 1902-28.Ⅳ 1942 Gerda 12.Ⅳ 1913-28.Ⅳ 1942 Jiri 23.Ⅹ 1937-28.Ⅳ 1942

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享年（忍年？）七十一岁，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忍年六十九岁：那一个半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至于父亲奥斯卡、母亲葛儿妲、孩子吉瑞，则早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殉命，但祖父母是否知道，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