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个岛想起了痖弦的《一九八○年》

二十三年以前，一位才华初发的青年诗人，向往未来与远方，写了一首乌托邦式的成人童话诗，设想美妙，传诵一时。那首诗叫做《一九八○年》，作者痖弦，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诗的前两段是这样的：

老太阳从蓖麻树上漏下来，

那时将是一九八○年。

我们将有一座

费一个春天造成的小木屋，

而且有着童话般红色的顶

而且四周是草坡，牛儿在啮草

而且，在澳洲。

当时的戏言，今朝已来到眼前，这已是一九八○年了。不知怎的，近来时常想起痖弦的这首少作。二十多年来，台湾变了很多，世界整个变了，连诗人向往的澳洲也变了不少。痖弦，并没有移民去澳洲，将来显然也不会南迁。这些年来，他去过美国、欧洲、印度、南洋，却始终未去澳洲。

倒是我，去过澳洲两个月，彼邦的大城都游历过，至于草坡上的红顶小屋，也似乎见过一些。八年前的今天，我正在悉尼。如果二十五岁的痖弦突然出现在眼前，问我那地方到底如何，我会说：“当然很好，不但袋鼠母子和宝宝熊都很好玩，连二次大战都似乎隔得很远。不但如此，台北盆地正热得要命，还要分区节水，那里却正是清凉世界，企鹅绅士们都穿得衣冠楚楚，在出席海滨大会。不过，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急着搬去那里，宁可留在台湾。”

一人之梦，他人之魇。少年痖弦心中的那片乐土，在“澳厮”（Aussie）们自己看来，却没有那么美好。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远方的经也似乎好念些，其实家家的经都不好念。

澳洲并不全是草地，反之，浩阔的内陆尽是沙漠，又干又热，一无可观。我在沙漠的中心爱丽丝泉，曾经住过一夜。那小镇只有一条街，从这头踱到那头，不过一盏茶的工夫，树影稀疏的街口，外面只有一条灰白的车路，没向万古的荒沙之中。南北两边的海岸，都在一千公里以外，最近的大都市更远达一千五百公里，真是遁世的僻乡了。只是到了夜里，人籁寂寂，天籁齐歇，像躺在一只坏了的钟里，横听竖听，都没有声音。要不是袋里还有张回程的机票，真难相信我还能生还文明。

澳洲的名诗人，我几乎都见过了，侯普（A.D.Hope）赠我的书中，第一首诗便是他的名作《澳大利亚》，劈头第一句便诅咒他的乡土，说它是一片“心死”的大陆，令我大为惊颤。澳洲的大学招不足学生，一来人口原就稀少，二来中学毕业就能轻易找到工作。大学教授向我埋怨，说一个月的薪水，百分之四十几都纳了税。悉尼的街头也有不少盗匪，夜行人仍要小心。堪培拉公园里，有新几内亚的土人扎营守坐，作独立运动之示威，令陪我走过的澳洲朋友感到尴尬。东北岸外，法国人正在新加里多尼亚岛附近试验核爆，令澳洲青年愤怒示威。谁说南半球见不到蕈状云呢？

如果还有谁对那片“乐土”抱有幻想，他不妨去看看澳洲自制的连续剧《女囚犯》。这一套电视片长达三十集，主要的场景是澳洲一座专关女囚犯的监狱。一个个女犯人的故事，当初如何犯法，如何入狱，后来如何服刑，如何上诉，又如何冤情大白，获释出去，都有生动明快的描写。当然女犯人的结局，不都是欢天喜地走出狱门。也有不幸的一群，或死在牢里，或放出去后不见容于社会，反觉天地为窄而牢狱为宽，世情太冷，不如狱中友情之温，宁愿再蹈法网，解回旧狱。澳洲原是古时英国流放罪犯之地，幽默的澳洲朋友也不讳言他们是亡命徒流浪汉的后人。也难怪他们的电视界能推出这么一部铁窗生涯的写实杰作。

痖弦的《一九八○年》仍不失为一首可爱的好诗，但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说作者的少年情怀，如今已不再了。那时台湾的新诗风行着异国情调，不但痖弦的某些少作，就连土生土长的叶珊、陈锦标、陈东阳等的作品也是如此。爱慕异国情调，原是青年人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兼以当时台湾的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都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一切都没有现在这么进步，青年作家们多少都有一点“恐闭症”，所以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解的心情，不必动辄说成什么“崇洋”。二十多年下来，我这一辈的心情已经完全相反：以前我们幻想，乐土远在天边，现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谓乐土，岂不正是脚下的这块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岛屿？原则上，澳洲之大，也只是一个岛屿罢了。然则在澳洲和台湾之间，今天的痖弦当然是选择自己的家岛。今天，年轻的一代莫不热烈地拥抱这一片土地和这一个社会，认同乡土，一时蔚为风气，诚然十分可喜。

二十多年的留学潮似乎是淡下去了。从远飏海外到奉献本土，青年态度的扭转，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机。人对社会的要求和奉献，应成正比：要求得高，就应奉献得多；有所奉献，才有权利有所要求。对社会只有奉献而不要求，不要求它变得更合理更进步，那是愚忠。“不问收获”，是不对的。反之，对社会只有要求而不奉献，那是狂妄与自私。不过留学潮也不是全无正面的意义，因为我们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长短正所以了解中国，了解中西之异同。“不到黄河心不死”，许多留学生却是“不到纽约心不死”。同时，远飏海外也还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远飏了，从此做外国人，那也干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虽偏而心不远，这还是一个正数，不是负数。但是这种人还可分成两类。第一类“心存”的方式，只是对本土的社会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湾为什么还不像美国”等等，却忘了他自己并未奉献过什么。第二类“心存”的方式，则是奉献，不论那是曾经奉献，正在奉献，或是准备奉献。这种奉献，虽阻隔于地理，却有功于文化。例如肖邦，虽远飏于法国，却以音乐奉献于波兰，然则肖邦在法国，正是波兰的延伸，不是波兰的缩减。“正数”的留学生，都可以作“台湾的延伸”看待。

痖弦也曾经两度留学，但到了一九八○年，却没有像他在早年诗中所预言的，落户在异国。从远飏到回归，正是痖弦这一辈认同台湾的过程，这过程十分重要。时至今日，谁是过客，谁是归人，已经十分清楚。对他这一辈的作家，台湾给他们写作的环境，写作的同伴，出版他们的作品，还给他们一群读者和一些批评家，而这是别的社会无法提供的。痖弦属于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属于台湾，当然他完全属于中国。所谓家，不应单指祖传的一块地，更应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台湾自然就是他们的家。这也许不是“出生权”，却一定是“出力权”。“出力权”，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年》诗末有这么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