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自选集》自序（第2/2页）

四

关于我的早期创作，很少见严肃的评论，比较流行的一种轻薄的说法就是“痞子文学”。这说法最早出自某电影厂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口中。这人是南方人，对北京的生活毫无见识，又是个正人君子，看不惯年轻人的一些做派，便脱口而出。初开始我也没在意，这么感情用事的话随便一个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说上好几遍。后来这话越传越广，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做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再往后再往后，这个词把很多聪明人变成傻子，这个词成了一种思维障碍，很流畅很讲理的文章一遇到这个词就结巴，就愤怒，然后语无伦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字报的水平。看到那么多可怜的学问人因此患了失语症，我不再觉得好玩。当有读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论者何以表现得像跟我有私仇，强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们做一些解释：就概念而言，痞子这词只是和另一些词如“伪君子”、“书呆子”相对仗，褒贬与否全看和什么东西参照了。叫做“痞子文学”实际只是强调这类作品非常具有个人色彩，考虑到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总板着的道学面孔，这么称呼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恭维了。总不该可笑地叫“纯文学”、“严肃文学”什么的吧。执拗的读者往往会接下去问：“那你自己认不认账？”我无处可遁，只好点头自认，模样悲壮心里却觉得像冒领爵位，想再解释几句，也得了失语症。好在此语一出，大家也都满意，不再往下追问。老和别人这么讲，自己也就真说服了自己。如果大家只会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就这么讲吧。显然概念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简单一点。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误会想向读者做一点儿说明。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一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南方人讲些昏话倒也罢了，他们不了解北京像我们不了解他们，彼此也只能一省一市地总体评论。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儿子，一说起“京味儿”好像北京从未解放过，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这把十六两制的老秤盘子东约西约，什么货色放上去也是斤两不足。闹起来也让人觉得是和隔世人说话。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没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唯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吧。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循。毛主席逝世前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闹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一想到我们彼此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一宿命，这种告白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所谓“京味儿”比，还是叫“痞子”吧。

五

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得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较挑衅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这么高的东西。比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后边还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尔特的话说：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临到世纪末，新时期以来蹦跶得比较欢的跳蚤们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坚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儿们越跳越难看。紧接上场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与其说是蹦不如说是横行。报刊上不见新鲜的欢呼，更多的是对一些迟暮美人过气英雄充满同情的探访。一个热闹的时代行将过去。打扫战场，只拾得这一本集子还名其曰精华我也惭愧。中国人艺术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叹。感叹之余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予理睬，不给机会。这话很豪迈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风气，愿与广大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