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转天下

上星期三去澳门演讲,下午退潮时分,朋友带我沿着细叶榕垂阴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满街的汽车匆匆,忽见榕阴低处,竟有青篷红架的三轮车三三两两,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来去,乘客和车夫都似乎没把倏猛的汽车放在眼裏。这一惊一喜,真像时光倒流了──没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我们这一角世界,曾经靠三只轮子来推动:「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是我几个女儿小时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轮的时代早已消失,收进汽车的反光镜裏去了。

这世界就像哪咤一样,我们都在飞旋的轮上来去。当初发明轮子的那人,不论灵思是否得自日轮或月轮,真是一大天才。从此,人类「不胫而走」,实在是空间的一大突破。不过这重大的发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据说最早的轮子是实心眼儿的,像只木盘,直到将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

最早的车是否独轮车,要问考古学家,但这种元老级的交通工具,我小时却也坐过。这种车北人叫手推车,川人叫鸡公车。抗战初年,我曾和另一个小难民分坐两侧,由一个庄稼汉佝了身子推着,在机械化的日本部队之前,颠摆而逃。后来到了四川又坐过一次,当然不再是为了逃难,但在蜀道难的崎岖路上,那一步三挤轧的独轮,踉跄而行,真使千山为之痉挛。当时我这小小乘客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不禁想入非非,幻觉是在乘木牛流马,又想「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坐车,也难怪要通不了。想着想着,忽然那车夫大喝一声,「小娃儿坐好!」

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度过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家中学在重庆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镇的附近,并不临河,与镇上只通青石板路,无论去什么地方全靠步行,否则就得花钱坐滑竿或骑瘦小的川马。那几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径上从容领略,算是我的「无轮时代」,现在回想起来,此生所见的一切青山碧水,无论在海内或海外,总以一步步走过的最感亲切。偶然,父亲从城裏带回来一本洋月曆,有一个月的插图是一列火车在落矶山下迤迤驶过,令乡下孩子常对着那千轮车悠然出神。那时四川之大,所谓天府之国并无铁路,其实有牧神做邻居,没有轮子又有何妨?

抗战结束,三峡之水从唐诗裏流泻出来,送我的归舟一路到南京。我进了大学,也进了「二轮时代」。十九岁才跨上自行车,比起许多少年来,这新的自由来得太晚,却也令我意气风发,对空间起了新的观念。两臂微张而前探,上身微弯而前倾,两腿周而复始地上下踹踏,双轮一动,风景立刻就为我奔驰,风,就起自两颊,于是飘飘然有了半飞的幻觉。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谁不是风随轮转髮随风飘的单车骑士呢?从此玄武湖一带便入了我们的势力範围,只要有一堂空课,便去湖光柳影裏驰骋一番,带回来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喷喷的菱角。

当然,不是所有的二轮都叫自行车。那时南京的大街,在汽车正道的两侧,还有卵石砌成的边道可行马车。那马车夫头戴毡帽,身披褐衣,高据御座,一手控辔,一手挥鞭,一面打着哨赶马。我觉得那情调古老而浪漫,每次从鼓楼去新街口,总爱并肩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一路左倾右侧,听卵石道上马蹄各各的节奏。

另一种二轮车,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是黄包车,又叫东洋车,正式的名称应叫人力车。英文译为rickshaw,乃是「力车」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车)的缩写。年轻的读者,即使没有坐过,大概也听说过或者读过那本哀沉的小说「骆驼祥子」,知道这种二轮车坐起来未必舒服,拉起来呢,却非常辛苦。拉这种车,重心高而不稳,阴天则冒雨顶风,晴天则烈日炙烤,吃尽车尘;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却不承土地公之情,脚上要自备煞车。有时候车上还一大一小,挤坐着两个人,微薄的车资,竟要车夫做超人。若是车新铃响,车夫又年轻健硕,阔步赳赳,倒也罢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却是半衰的瘦子,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悯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个「西人」,那就更损龙种的自尊,也就难怪一九二五年,长沙街头,排外的学生们要喝令黄包车上的花旗客下车步行。今日香港的码头上,仍然供着一排油漆鲜明的黄包车,充当观光的道具,要说这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遗迹,岂不气煞了五霸七雄驰驱的战车?当年黄包车的乘客虽然多为中国同胞,这种「苦力车」却总是给我殖民地的不快联想。前几天在码头附近,汽车的长龙之间,忽然闪出二辆黄包车,上面坐着西人,在车队的夹缝裏穿来插去。乘客东张西望,兴高采烈,也许是吉普林和毛姆的旧小说看多了,也许看的只是韩素英的廉价杂碎吧,但两个车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轻鬆自在。当时我心理毫无準备,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时光的错觉,剎那之间,惊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裏飞滚了不久,战云转恶,红旗渡江,我也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彼,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瑯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闲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最后转入台湾大学三年级,才又恢复了骑士的身分,镇日价在古亭区的正街横巷裏,穿梭来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台北,民风在安贫之中显得敦厚淳朴,在可以了解的东洋风味背后,有一种浑然可亲的土气。上下班的时候,停在红灯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羁勒不住的各式汽车、卡车、摩托车,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车,绿灯亮时,平着脚板心再踩动那些「东洋铁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骑士的义大利马靴,而是厚敦敦实笃笃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