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课 一种文化的制高点（第2/2页）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进入全民常识的“社会公共图像”。唐代的气韵，由此可见一斑。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现在有四匹收藏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另外两匹则流落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我由于太喜欢了，这几年正与陕西的朋友一起，想说服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找个什么合适的地方让六匹联展在一起。但他们知道自己“收藏”得不够道德，怕中国民众不愿还回去，不敢拿出来。

一个敢于用几匹战马概括历史的朝代，一定是轻松而幽默的，一定是更愿意以愉快的表情来代替刻板言语的。因此，唐代没有朝廷颁布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提倡“国学”之类。这就像，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会把主题思想印在封面上；或者，像你们这样一批优秀的北大学子，也不会把某句共同的格言，一起写在额头上。

一个时代与一本书、一个人一样，把什么写在封面上、额头上，那一定是犯病了。人家会问：“你没事吧？”口号，往往是大家做不到，才发出的一种焦急呼吁。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并不证明中国人历来不打中国人，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中国人老打中国人。因此，过于强调某个理念、某种学说，都只能说明大事已经不妙。唐代信心满满，既没有这种危机感，也不会产生种种文化药方。

在唐代，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大家尊重各种思想，却又不迷信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保存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李白比较接近道家，也受过儒学的深刻影响，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他出口就是这样：“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么一种态度，放到今天，可能在网络上就被人家骂死了，但在唐代却很正常。大家都觉得特别接近儒的杜甫，也可以对自己早期学习的儒学产生一些怀疑。比如杜甫有这样的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生”……杜甫说了这么多调侃的话，并不是说他把儒学丢掉了。从他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出他有儒学的君子精神，但他不是一个恭敬、虔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讲者。白居易就更不要说了，他对儒学曾经投入很深，到了晚年却更接近于佛教。王维也是如此。

不仅诗人如此，甚至连皇帝也如此。唐太宗更接近于道家，但当他听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就非常兴奋。玄奘当初其实是违反了边疆管制法令出去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偷渡。玄奘回来后，在半路上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请求处治。

但是唐太宗真诚地欢迎他，称他为“师”，两次邀请他还俗做官。遭到玄奘拒绝后，唐太宗还为玄奘安排了很好的翻译场所。

就这么一来二去，唐代使中国文化更丰富、更完整了。我们不少学者太喜欢把文化提纯，其实，提纯后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的中国文化，因不提纯而强大。

唐代的文化话题太多，我们不妨在制高点上多逗留一阵，因此下次还是延续对唐代的讨论。我已经想好下次讨论的题目：盛唐是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