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6/8页）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

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拆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政府、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政府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耍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政府，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道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文革”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

天地间总有正义。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奠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

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欺人的过场闹剧。试问，这种“评估”，曾经“评估”出一位大学者，或“评估”出一个抄袭者吗？曾经“评估”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或“评估”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研究工程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大堆秘书所制作的报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羡林先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说：“这种评估，如果认真一点，即使只对全国重点高校，花一百年时间也轮不过一圈。”有一位省委书记深知这种评估、检查对下级单位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大会上宣布：“全省一百二十个检查团、评估团，今天下午全部撤销，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听，在电视机前远远就为他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