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饥荒（第2/2页）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

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说的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

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饥荒终于过去了。几顿饱餐竟然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明明面黄肌瘦地饿了好几年，一旦得到浇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女同学本来已经长大，现在营养刚刚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毫不逊色。男同学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爆发出一种青春豪情，学着男子汉的沉稳步伐天天讨论着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不会低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同龄人。

毕业时我们拿过学校发下来的报考大学目录，一页页翻完，再看背面还有没有，只嫌“够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学”太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互相关闭着。

我和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约，三人以抽签分工，分别考全国最难考的理科、医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后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清华大学，抽到医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也都是当时最难考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天下有一种人，专以批判他人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临着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