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位和退位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国，社会政治话题可以不断翻转，但揭发、声讨、控诉的，却永远是同一批人。把他们的徒弟算进去，也是同一帮人。前后之间的程序、逻辑、对象也一模一样，只是内容相反、时空倒置而已。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