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底,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摩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摩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战。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