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神话(第2/3页)

但是,我说过,在华夏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再说填海。

这是华夏文明的又一种主干精神。精卫的行为起点是复仇,但是复仇的动机太自我,支撑不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终于,全然转化成了为人间消灾的高尚动机,使宏伟有了对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终成果的行动。神话的中心形象是小鸟衔石填海,以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瀚和辽阔。一开始,人们或许会机笑这种行为的无效和可笑,但总会在某一天突然醒悟:在这样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终成果还重要吗?而且,什么叫最终成果?

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十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实用性原则,我并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实证明,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由此,还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等相似话语。这几乎成了中国民间的信仰:集合细小,集合时间,不计功利,终能成事。

如果说类似于补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经常遇到,那么,类似于衔石填海这样的傻事则可能天天发生。把这两种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华夏文明能够在世界所有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原因。

再说追日。

一个强壮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设了一个使命:追赶太阳。这本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却因为反映了中国人与太阳的关系而别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中,太阳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强烈的敬畏。在流传下来的早期民谣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自然物对话、对峙、对抗的声音。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本精神”。

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场艰苦和兴奋的博弈。即便为这场博弈而付出生命代价,他也毫不在乎。追赶就是一切,追赶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赶自己心中的疑问,追赶自身力量的底线。最后,他变作了一片桃林。

我想,不应该给这个神话染上太重的悲壮色彩。想想这位男子吧,追不着的太阳永在前方,扑不灭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脚下。在这个过程中,天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喜剧性、游戏性的互诱关系。这个过程证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应,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类推,世间很多被视为“合一”的两方,其实都是一种永久的追逐。

最后,要说奔月。

这是一个柔雅女子因好奇而投入的远行,远行的目标在天上,在月宫。这毕竟太远,因此这次远行也就是诀别,而且是与人间的诀别。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头观月,随之也可以凭着想象欣赏这次远行。欣赏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让这次远行有了一个既深邃又亲切的心理背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夜夜心”,是嫦娥的,也是万民的。于是这则神话就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构成了一个只能属于华夏文明的“无限重叠型美学范式”。

这个美学范式的终点是孤凄。但是,这是一种被万众共仰的孤凄,一种年年月月都要被世人传诵的孤凄,因此也不再是真正的孤凄。

那就是说,在中国,万众的眼、世人的嘴,能把最个人的行为变成群体行为,甚至把最隐秘的夜半出逃变成众目睽睽下的公开行程。

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觉得中国古代很多号称隐逸的文人大概是在羡慕嫦娥所取得的这种逆反效果。他们追求孤凄,其实是在追求别人的仰望和传诵。因此在中国,纯粹的孤凄美和个体美是不多的。

这一则奔月神话还典型地展现了华夏文明的诗化风格。相比之下,其他文明所产生的神话往往更具有故事性,因此也更小说化。他们也会有诗意,却总是立即被太多的情节所填塞,诗意也就渐渐淡去。

请看,奔月,再加上前面说到的补天、填海、追日,仅仅这几个词汇,就洋溢着最鸿蒙、最壮阔的诗意。而且,这种诗意是那么充满动感,足以让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产生一种高贵的行为欲望,连身体手足都会兴奋起来。

这是最苍老又最不会衰老的诗意,已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我在小庙刚住了半个月,已经把中国四五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梳理了很多遍,对那个时代产生了进一步的迷恋。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不读书也能构建深远的情怀,甚至比读书还更能构建。这是因为,我们在失去文字参照的时候也摆脱了思维羁绊,容易在茫然间获得大气。

但是,我毕竟又想书了。不知半山藏书楼的门何时能开。

正这么想着,一个捧着橘子的老人出现在小庙窗口。我高兴得大叫起来,他就是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

他说他也想我了,摘了自家后院的橘子来慰问我。他又说,地震来不了啦,下午就到藏书楼去吧。

我故作平静地说:好。

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拔离乱世投入书海,是一种惊人的体验,再让他拔离书海投入幻想,体验更为特殊;现在是第三度了,重新让他拔离幻想投入书海,心理感受无可言喻。

这就像把一块生铁烧红,然后哧的一声放进冷水里,再从冷水里抽出,又一次烧红,接着还是哧的一声……

时间不长,铁的质量却变了。

我对着老大爷轻轻地重复一声:好。

半个月前当唐山大地震把我从书海拔离时,我已经结束对于黄帝时代的研习,准备进入夏商周了。几本有关殷商甲骨文的书,已取出放在一边。但这半个月对神话传说的重新认识,使我还想在黄帝和大禹之间再逗留一阵。

神话传说告诉我,那个时代,实在是整个华夏文明发展史的“总序”。序言里的字字句句,埋藏着太多值得反复品咂的信息,不能匆忙读过。

下午回到半山藏书楼,我没有去看那几本已经放在一边的甲骨文书籍,而是又把书库总体上浏览一遍,猜想着何处还有我未曾发现的与黄帝有关的资料。

这不,三百多年前顾祖禹编的这部《读史方舆纪要》,我还没有认真拜读。

翻阅不久就吃惊了。因为《读史方舆纪要》提到了黄帝和炎帝打仗的地理位置,我过去没有太多留心。

史料有记,黄帝与炎帝发生惨烈战争的地方叫“阪泉之野”,这究竟在何处?

有些学者认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这就把阪泉和涿鹿两个地名合二为一了。也有学者认为虽是两战,但两地相隔极近。那么,具体的地点呢?一般说是今日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但是,《读史方舆纪要》却认为,阪泉很可能在今日北京市的延庆,那里既有“阪山”,也有“阪泉”,离八达岭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