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处走向大唐

一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五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佚。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

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二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牧，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在他们自己内部，当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范心理，一次次变成野蛮的凶杀。有些在他们那里做官的汉人也死得很惨，如崔浩。但是，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这条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

第一，把首都从山西大同（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而所谓“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年长的官可以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三十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三，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

第四，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第五，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

第六，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么做，这确实太让人惊叹了。我认为，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愤怒的反弹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弹都是连续的、充满激情的、关及民族尊严的。而且，还会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孝文帝拓跋宏对这种反弹的惩罚十分冷峻，完全不留余地。

这就近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了。作为鲜卑民族的强健后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弃祖先的传统生态。对此，他强忍痛苦。但正因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不容许自己和下属犹疑动摇。他惩罚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在惩罚另一个自己。

他的前辈，首先提出汉化主张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语，随手杀人。在我看来，这是文明与蒙昧、野蛮周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精神离乱。这样的周旋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走完，而他们则要把一切压缩到几十年，因此，连历史本身也晕眩了。

中国的公元五世纪，与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结束。但是，他去世时只有……只有三十二岁！

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他名义上四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九年时间。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九年！

他的果敢和决断，也给身后带来复杂的政治乱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因此，他是鲜卑族历史上、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帝王。

我对他投以特别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改革家。

三

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担心会对今天中国知识界大批狂热的大汉族主义者、大中原主义者带来某种误导。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动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汉文化高于一切的证据。

固然，比之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经大大超重。汉族常常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却在文化上战胜了外族，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当他睁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刚刚拥有的辽阔统治范围，沉思片刻，便立即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