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

一位算不清年岁的老祖宗,没有成为挂在墙上的画像,没有成为印在书里的教言,而是直到今天还在给后代挑水、送饭,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一匹秦始皇时代的骏马,没有成为泥土间的化石,没有成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还踯躅在家园四周的高坡上,守护着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警惕着每一个盛暑和严冬,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这是神话,或是童话,当然无法相信。但是,由此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第三个问题——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也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苦思冥想的难题,而是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并且注定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工程,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仍然无法相信,但它真的出现了。

它就是都江堰。

这是一个不大的工程,但我认为,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奇迹的第一线,也毫无愧色。

世人皆知万里长城,其实细细想来,它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万里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展现了一个民族令人震惊的意志力。但是,万里长城的实际功能历来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废弛。都江堰则不同,有了它,干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有了它,才有历代贤臣良将的安顿和向往,才有唐宋诗人出川入川的千古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时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

它细细深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万里长城短。或者说,它在地面和地底下,筑造了另一座万里长城。而一查履历,那座名声显赫的万里长城还是它的后辈。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是本能地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去。

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骤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蹿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

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向。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千年谈判。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三世纪出现过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据我所知,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本以为只有把四川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和出发地,才能从南线问鼎长江流域。然而,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却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

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他作为郡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但因为有过他,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行政纲领。

中国后来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杰出学者选拔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难以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人了最清澈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人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居然就是李冰的雕像。

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作镇水测量用。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女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她由此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李冰的精魂不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