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里的背影(第4/5页)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执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经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情。

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猎”,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

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于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

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清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

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辞,在历史老人听来,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我在山庄松云峡乾隆诗碑的西侧,读到了他儿子嘉庆写的一首诗。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看到父亲那些得意扬扬的诗作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

嘉庆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近四十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

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灵柩向北京起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塌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

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丢弃了。被丢弃了的它可怜,丢弃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怜,连一把罗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丧魂落魄。

后来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峙”。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峙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清朝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