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发生纠葛的书

中华书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较稳重的,可是也发生过纠葛。这里先谈《闲话扬州》一书的情况。

《闲话扬州》一书,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中华书局刊行。作者易君左,本名家钺,是湖南汉寿诗人易实甫的儿子。他有些才气,颇为自负。早年他反对父亲的作品,中年后,却又十分推崇他父亲的作品。他到过很多地方,对于扬州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写成了《闲话扬州》一书,凡数万言。内容分三部分:一、扬州人的生活;二、扬州的风景;三、附录。关于扬州参考一斑、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等等,都包括在附录中,并有小金山、平山幽径、万松岭、徐园一角、绿杨村、梅花岭、瘦西湖等铜版照相,可谓应有尽有。

该书内容,颇有辱及扬州人的地方,如书中说:“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扬州人懒得不事生产,上午孵在茶馆中,下午呆在澡堂里,消磨一天。实则这是扬州少数有闲阶级的情况,而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尤其辱及扬州妇女更甚,所以该书出版仅两个月,江都妇女协会就向镇江法院对发行人陆费逵提起控诉,并组织了“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专门负责追究此事。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登报要求政府封闭中华书局。妇女代表郭坚忍延请韩国华律师,控告写作人易君左及中华书局发行人陆费逵的诽谤罪。认为“此事对整个扬州,类多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之名誉为尤甚。如硬指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扬州包办全国妓女,且诽谤扬州妇女,以不当妓女为耻。又如大家小姐充打手(即烧鸦片泡者),及门坎内的女佣(即上炕老妈子),均专对扬州妇女存心毁谤,故特提起控诉”。这时周佛海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江苏教育厅编审主任,诉讼事起,周佛海就嘱易君左暂时避开。中华书局方面登报道歉,且把所有《闲话扬州》的存书以及纸型,完全付诸一炬,才把事情缓和下来。当时有人曾出上联,请对下联,如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被征得的,有:“林子超主席国府,不愧国府主席,林子超哉”(其时林森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子超是林森的字)。大家作为趣谈。在旧社会中,一般写作者态度不够严肃,随笔挥写,任意渲染,往往不符事实,以致引起纠纷,而出版当局审阅稿件,也太粗枝大叶,因此造成这种不良后果,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里还要谈到《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谓“出版自由”,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当时不但和它的政策相反的刊物不能出版,有的即使符合它的政策,也由于其内部倾轧嫉妒,往往毫无理由地加以禁止,致使出版者遭到莫大的损失。

一九三〇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精装一册,纸面平装的共三册,出于曹亚伯手笔。曹亚伯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得先介绍一下。他是湖北阳新县人,清末,他和禹之谟、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张难先、陈天华、吴兆麟等,同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甲辰(一九〇四年)九月,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湖南起义,曹至长沙为之援助,不幸事机不密被泄,黄克强潜避长沙吉长巷黄吉亭寓所,后黄乘一小轿,垂下轿帘,曹怀手枪,紧随轿后,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曹亚伯等款助孙中山。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响应,曹亚伯和孙中山结伴归国。此后孙中山起兵护法,及督师北伐,曹亚伯赞襄其间,具有相当功绩。孙中山逝世后,他目睹政局混乱,便在昆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场,植树栽花,过着隐居生活。自国民党改组后,有些知识浅薄的年轻人,往往数典忘祖,莫明是非。他认为这是不知革命历史所致。他由此产生了写作动机,努力整理他多年珍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写成《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曹亚伯和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同隶日知会,该书即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九年交稿,至一九三〇年春间出版。

不料书甫出版,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参事吴醒亚就大为反对,藉口该书抹煞起义的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欠公道,便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该书发行。于是伪党部强令中华书局把所有成书,不论精装平装,一律缴出,不得隐藏,且派了一大批恶徒,挟着铡刀,当场把所有成书拦腰铡毁,谑者说是《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腰斩了的书,字迹只有一半,文义不相连属,不成其为书了。

至于该书的内容,不妨在这里谈一下。首列一叙,那是曹亚伯自己撰写的。正文分十五章:一、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二、武昌日知会之运动;三、同盟会之成立及吴樾炸五大臣;四、陈天华投海;五、孙文革命之追记;六、欧洲学生之革命潮;七、武昌日知会之破案;八、殷子衡之日记;九、被难各人略述;十、禹之谟之死难;十一、徐锡麟刺恩铭;十二、各地纷起革命军;十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十四、杨笃生蹈海;十五、铁路国有问题与武昌起义前之准备。附录为武昌首义人名表,铜版印着很多遗像,如邹容、史坚如、黄克强、宋教仁、孙中山、陈天华、吴樾、刘敬安、季雨霖、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熊成基、温生才、蒋大同、赵声、杨卓霖、杨毓麟、杨德麟、袁礼彬等凡二十余幅。又有长沙日知会账目,刘敬安办日知会时之墨迹,孙中山遗墨,冯启钧之名片,殷子衡在狱中之肖像,黄克强、胡展堂对黄花冈一役报告书真迹,都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