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第3/4页）

“所以我要带上这个，”他说着，一边打开杂物箱，把手伸进里面。他递给我一支枪。我以前从未摸过枪。它看起来很小，很重，乌黑，危险。我把枪还给多纳利，他又把它放进杂物箱，合上盖子。

“麻烦的是，我只剩下两颗子弹。打个比方，要是三个小伙要强奸我，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来自英国，一样对枪的用法不熟悉。

“两颗子弹。”多纳利说道，摇了摇头。

“也许你应该多买些子弹。”我说。

“你说得对，哥们儿。我要多买些子弹。”

“两颗子弹……”

“他妈的，两颗子弹和没有一样。”

“只有两颗子弹的枪有什么用呢？”我说。我渐渐掌握了枪支谈话的诀窍，并且十分享受。

“一支枪需要六颗子弹。”多纳利说。

“比如六发式左轮手枪。”

“我最少还需要四颗。”

“你的潜能只用了百分之三十三。”

“六减四等于二。”

“还缺四颗。”

“一个枪里只有两颗子弹的家伙就是傻逼。”

“我可不想这么说，”我说，“我怕让你不爽。”

“你就算是没说出来，我也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是你，我明天就去枪支店。一大早。”

“你说我到那之后会做什么？”

“你会买四颗子弹。”

“我可能会买六颗。”

“好主意。”

“我就会有两颗备用的了。”

“没错，两颗备用。”

我们把车停在公寓楼外。雨下大了，我们快步走向“停靠港”。海湾战争结束了，酒吧比以前还要喧闹。我们坐在酒吧里。多纳利和那个我曾试图搭讪的女招待睡过了，她给我们免了酒水费。我很饿，点了一个汉堡；多纳利吃过晚饭了，但也点了一个。我们曾在这里喝得醉醺醺；喝了这些酒，我们开始胡言乱语。他和我讲起他入伍的日子。他的部队在柏林驻扎，他和另一个家伙定期向苏联人卖情报。结果他们挣了一大票，使劲花也花不完。周末他们会飞到巴黎，为了和美丽的法国站街女睡上一夜而一掷千金。他在洛杉矶染上的可卡因瘾也越发不可收拾了。

“你会为此内疚吗？”

“什么？把钱都花在可卡因和妓女身上？”

“不是。把秘密卖给军情五处——我是指克格勃。”

“只是觉得钱唾手可得。”

“我觉得是背叛。”

“哦它是的，哥们儿。”

多纳利总和我说这些事，关于他是多么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事——背信弃义到如此程度——但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信任他，从来没想过不要相信他对我说的那些事。不仅仅是如此，他以他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值得信任的人，一个我能托付的人（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要托付），我丝毫不担心他会背叛我。我觉得，这一切意味着他是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生活的人，住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不再交新朋友的年纪结交新朋友，而他们就是靠十九、二十岁时在大学时积累下的日渐减少的朋友储备为生。这是我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了，也许我讲这个故事——这个真实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我想把这个简单的事实记录下来，那就是在新奥尔良这个我们几乎谁也不认识的城市，我和多纳利成为了朋友。

“你知道，我还在想着子弹的事。”吃完汉堡，我们又点了些啤酒后，他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能猜到。”

“我可以买十颗：四颗装和六颗装的。”

“两套六颗装的。”

“我不需要那么多。”

“那就六颗吧。我的意思是，买六颗装的。”

“二加四。”

“等于六。”

“加上你原有的两颗。”

“答对了！”

我在新奥尔良的日子到了尾声。我要去圣克鲁兹，我转租了一位朋友的公寓，他要出门几个月。我才在新奥尔良找到了生活的感觉，却又到了离别的时刻。离愁别绪往往化身为购物的强烈冲动。那个阶段的我不喜欢穿凉鞋，但是在多纳利的坚持下，我买了一双Teva(3)运动凉鞋，就像是脚上穿了一只手套，一只脚各穿了一只——我是想说，穿在脚上的感觉像袜子。我还买了一副近视太阳镜，让我见到了以前从未见到的世界，闪闪发光的清澈世界，玫瑰红色的明亮世界。

多纳利也想去西部，但不想去太远的西部。假如他又到了洛杉矶，他肯定会自杀的。他想去拉斯维加斯，在“新奥尔良的西部，又不像洛杉矶那么西”。

“好啊，”我说，“正是如此。”他在那儿有朋友，在拉斯维。我们时常谈起合写一部关于他的生活的书稿。“所有那些垃圾间谍内容”都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商业价值，但我却视它为一种寓言，一种不带任何说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种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得出任何结论的寓言。我对写这本书有极大的热情，他也是。

从我们的自由之旅回来后，我和安吉拉又睡过几次，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发生。我们见面的次数如此稀少，从见面到不见面的过渡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也许我传染上了多纳利对事物的冷漠态度。我怀疑这也并非是我唯一传染上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太对劲：我撒尿时有轻微的灼痛，非常轻微。

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多纳利醉醺醺地坐在密西西比河边（据说天黑后待在这里不是明智之举）。几乎是一轮满月了。严格地说它不算是满月，但也非常圆了。我告诉多纳利我幻想跳上那节火车的事。

“你真应该这么做，哥们儿。”他说。

“我知道。我在书里这么做了。”

“那天晚上我想自杀，可是几乎要放弃了。我很少会自寻烦恼。我又想，操，随便哪个晚上你都可以这样坐在你的车里喝酒啊。来吧，让我们继续吧。”

“这是怎样的意志力！”

水面有油轮驶过，向着目的地坚定而缓慢地前进，河对岸是阿尔及尔吊车，河的这边是我们。那天没有雾，我记忆中的画面却有雾角声。圆月时不时被涌向海岸线的乌云所遮挡。大河不像是威武的棕色大神(4)；它仅仅是一条巨流河，太苍老，太沉重，早就对奔向墨西哥湾或别处失去了兴趣。不过是难以平息的惯性在推动着它向前。

第二天早晨多纳利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先飞到旧金山，接着坐汽车去圣克鲁兹。我撒尿时的灼痛感已经不容忽视，我去了诊所，医生给我开了些治疗衣原体病菌的抗生素。

我和多纳利有时候会在电话里聊聊，我们合作书的计划却搁浅了：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所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完成它。渐渐地，我们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