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

傅斯年

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有些事就是邪性。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都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确切地说需要做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是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样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

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振聋发聩之言相提并论的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

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

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

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

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口出脏言。

在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已经过去了大约九十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都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要求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也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中国台湾办台大，不到两年就病逝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选址还是很浪漫的。

要说傅先生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他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

比如，要打学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元培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孓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

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好，那你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

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