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扬

韦君宜

1979年，我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同志住处，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我肯定地说：要弄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怎么说也得出。为这部稿子，我追了他几年，到后来，终于了解了他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想起来，我真不应该催他审阅这些旧稿，要出的话，更应该好好地出一部注释。这部稿子，简直就是周扬一生的注脚啊。

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艺界讲开放，讲重写文学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价值的。

我并不熟悉他，只从头说一点他给我的印象。

首先不了解他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最初的真实思想。可是我猜想他最初可能也有跟我这种人差不多的地方，当然深浅不同，他起初大约也真的相信自己所宣讲的一切。

我最初见到周扬，是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我作为青年团派出的代表，听周扬在会上讲话。那时我差不多不认识任何一个作家，也不懂什么文艺，真怕作家看不起我们。可是周扬讲到我们团组织出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时，用手指着我微笑地说：“你们出那个书，青年很需要看嘛。”会场上的人回头看我，我心里高兴，觉得我们也得到了文艺界领导的承认。

后来，我到了作家协会，办《文艺学习》，几乎变成了青年团在作协的代表。我们的刊物成天介绍一些苏联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什么《金星英雄》《钢与渣》等等。没想到我这个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竟很快成了作协党组成员。开起会来，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他总是对我微笑着。周扬说：“现在文艺界团结了，就是胡风派，这个小宗派，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宗派问题，也不认识胡风，也就信以为真。胡风写了一个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我在武汉看过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虽不甚懂，却认为总的说来还是革命的，万想不到他竟是潜伏特务。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样子他也没想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他说的《武训传》事件，包括他自己没有首先出来批判那部电影，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这我知道。大家唯唯，我自然也点头称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但是后来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从胡风发展到丁玲、冯雪峰。我不知道丁玲有什么罪，只知道因为她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本打得响的书，叫“一本书主义”，她就属于反党了。而冯雪峰同意了发表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就成了“有犯罪感”，而且说是他们想办同人刊物（还没办），就是反党刊物，由此抹掉他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成了右派。后来，发展到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也成了右派，然后是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被一概网罗在内，再然后是丁玲的秘书也算了进去，及至后来，与丁、陈、冯毫无关系，因自己写了“现实主义道路”，真正和我一样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也进去了。再以后就打到了比我还要纯洁年轻的王蒙以及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我的天！不懂文艺理论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教育，脑筋开动起来。慢慢地在我所编的刊物《文艺学习》上，发动了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接着，我自己也写了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于是我就由紧跟右派突然掉到了右派的边缘，作协党组成员被撤掉，中直党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乡。

那几年，我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记得在一次下去之前，听周扬作报告，他点名大骂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还有人民大众没有？”听了这话不由我全身震悚，觉得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篇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若说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试将文章译成外文介绍出去，不告诉他们作者是谁，外国人准得说这是左派。人的是非左右观念已经弄乱了。我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我跟，却跟不上。

由于我自己的逐渐明白，我自然与周扬同志越来越少接近。我下放农村工厂两年之后，被调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编一个栏目。后来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忽又变成副总编辑，然后又合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负责人。事情实在奇怪。我为了这件事，曾去周扬同志家恳请免去此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在文艺界实在不敢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扬家院子里说：“这原是冯雪峰、王任叔这些前辈干的。怎么让我干这个？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干。”周扬却坐在藤椅上喝着茶，一笑，道：“多少人干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偶然性嘛。”当时我听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周扬把我这样的人看成什么人。想来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属于任何派，不必狠批狠斗，只要平时老实听话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老实，为写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被列名送到北戴河会议去批判。我们这些并非什么集团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绽，被送下乡。我下去之前，情况已经又有了大变化，已经开了夏衍的批斗会。夏衍跟周扬的关系，是大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况其他人？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也无一不遭贬谪，这时只有周扬还在。我还想，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可是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我是抱着必难苟免的心情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