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忆前身

朱天文

一

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去世，我与妹妹朱天心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不近人情到父亲都表示异议，我只好说：“缺席也是一种悼念吧。”

然而那以后很多很多，持续不断的各种张爱玲纪念文、书信披露，回忆、轶闻，就一再也写到胡兰成，当然，就写到了胡兰成跟三三。

三三，具体是《三三集刊》，在我大学三年级时候创办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两年后我们成立三三书坊。当时胡先生书《山河岁月》在台湾出版遭禁，删节出版的《今生今世》也给劝告，既然没有出版社能出胡先生书，我们就自己来，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笔名李磬，印行出版。这样一共出版了四本，至胡先生去世的一九八一年。

可以说，三三是胡兰成一手促成的。打从结识胡先生，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胡先生住我们家隔壁，著书讲学，然后返侨居地日本，至去世，总共七年。当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我，在今天来表述，想想只能说是，前身。

格林（GrahamGreene）曾说，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依据他这个说法，那么，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覆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

四年前王德威编当代小说家系列，本来只是作者简单写一个自述的，我倒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五万字，题名《花忆前身》，回头看看自己的来历。完后，每每觉得，这个没说，那个没说，而且，再也说不尽似的。这会儿开研讨会，讲是忆，不如是解剖，以今天的后见之明，审察昨日的浑沌之我。

就挑两件来解剖，一件是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一件是胡兰成的归不了档。

二

我是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自自然然成为我父亲与我六姑姑这个张迷家族的一员。打小我喜欢在父亲桌前摸索，当时到后来始终也没什么书房，不过榻榻米大床，跟两张并放的书桌，父母亲一人据一张，父亲写小说，母亲翻译日文。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信中张爱玲提及她的先生赖雅亦写小说，但她“不看他写的东西，因为Joyce等我也不看”。当时我不知道谁是乔伊斯，可从语气也感觉得出来，这位乔伊斯肯定是个大人物，而张爱玲好大胆子说不看。

我听父亲不止一次转述张爱玲在柏克莱独来独往，却会为一个修电线工人驻足下来，仰头呆看半晌，而人不知她是看到了什么。她在花莲王祯和家短短一住时，也常叫路上不起眼的东西吸引了去，看上半天。她总是见人所不见；且又那样忘记所以的处于自我之中。

若我最早有意识地模仿张爱玲，以下便是。

我国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升二三年级后一直是班导师，我崇拜他到恋爱的程度，暗地背诵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诗词，就等什么时刻老师讲到问到了，唯我一人搭得上腔。我也把父亲追求母亲时候的两个人都是好热血文艺青年的信，一封一封经过变造成为我的周记内容，譬如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很辛辣，颇使老师担忧了，回覆来同等篇幅的眉批，太令我得意就变本加厉更狂了。

这些狂言狂语甚至演成狂行，大概属于我同校的妹妹朱天心顶知道，而都获得老师的庇护没被学校处罚记过，纵容得不像话。敢于这样，没别的，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

还有是，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很早就读到古物出土的《天才梦》），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性，理直气壮得很。

那更别说胡兰成写的《民国女子》，我读到是收在父亲手上一本破旧不堪、日本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册里，随便一摘，都是。看吧，“我且又被名词术语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再看，“我自己以为能平视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爱玲则一次亦没有这样，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好人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见其纷纷地毁灭，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痊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三

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湾，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国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湾，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胡说”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当做正要付印的台湾版《今生今世》的序。这哪行，父亲急书一封阻止此事，胡先生回信说：“天文忽然写信来我都吃了一惊……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段我与胡先生结识的经过，我是幼稚跟鲁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编了本书叫《一九八○》，小题曰：“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上下册，各选十人；并每个人找一位评论家评介，颇像股票分析师推荐可以长抱的绩优股。我和天心给选在下册，就请当时住我们家隔壁的胡先生写评介。胡先生很高兴地写了，却不能用，换言之，给退稿了。这两篇的题目一篇叫《来写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写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结识，请容我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