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仑古王国之时，而且远比这更早就已经分歧了。

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与产业。文明是要产业来养的，而文明亦可以养产业，且可以产业即是文明的色相与性情，产业的生发即是文明的演绎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则会被产业所左右，甚至于被伤害。埃及的含人与巴比仑的苏美尔人，原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中国的汉人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仑才开头就产业发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及巴比仑的两河流域皆极肥沃，但受幅员限制，此地与邻地肥瘠程度的显著对照使人感觉劳力与收获不一致，有不劳而获的部分，有劳而不获的部分，如此就觉得世界不是人的劳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处所，工作的对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为与物，人与世界，皆分离了。这即是埃及人巴比仑人的人世动摇破裂的开端。在沃土不劳而获的希冀，在瘠地劳而不获的怨怒，从感恩与哀叹里乃出来了神意，而人们的想法则变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离人而去的。

人以劳力给予，而给予亦即是取得，取与给而且可以皆是无尽的。但埃及人巴比仑人则因使用沃土与使用瘠地的显著对照，取与给遂分离，而变为权利与义务，权利惟求其多，义务惟求其少，起了这样的贪婪与萎缩，给乃失了亲情，取乃堕落而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们从对于沃土的不劳而获，引伸到对别人的劳力亦可惟因权力而为我所有，神权亦即是强权，对神的屈伏亦即是对强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仑人很早就起来了大土地的霸占与买卖，并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份，出现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

他们的产业首先是农与牧分离，因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是黄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驱入山中。至于渔猎，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农业，它不能单独养活手工业，那手工业亦分离出去，独立成了第三者。产业的全体性既这样割裂，乃又刺激农业与渔猎及牧业手工业相互间交换物品的必要，而强调商业的活动，商业不但也独立起来，而且把众业都来辖治了。西洋史上几千年来商业资本的风浪，即是这样开始的。

产业的各各独立而偏颇发展，造成此业对彼业的贫富不均，及此部落对彼部落的贫富不均，这就发生了空前的大规模抢劫，而商业资本则正要这抢劫的力量来和它结合，先来建立乡市的僧侣政治，后更造成王国帝国，乃至现代西洋的国家。其间资本自身起了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的一连串革命。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人的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倾覆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到北方蛮族的毁灭罗马帝国，及至现代苏俄对美国的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同归于尽这等一连串的劫数轮回。

但是还有中国。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限于西洋的史实，中国的史实则未有过都市僧侣政治或王国帝国，未有过任何资本社会的奴隶制度。中国换朝易代亦不是革命，无论内忧外患亦惟亡国而无亡天下。他的历史并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绎的。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艺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

佛经里有迦楼罗的故事：“迦楼罗者，金翅鸟，又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庄严，不唯金故。亦翻大身凤凰。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龙，有四生别，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湿，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其湿生者惟食其湿。此四天下，有一迦楼罗王，名曰正音，寿八千岁，日别新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次第食之。命欲终时，诸龙吐毒，不复能食，饥火所逼，耸翅直下，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而复上来，往返七回，无处停足，遂至金刚山上命终。以食诸龙身肉，毒气遂发猛火。其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恐烧宝山，遂降大雨，滴如车轮，以灭其火。身肉消散，惟余心在，大如人塍，纯青琉璃。轮王得之，用为珠宝，帝释得之，为髻中珠。”

这故事不但是说的巴比仑埃及等古国，而亦是说的现代西洋，他们虽有众宝庄严，但未得人身，不离胎卵湿化生命的无明。他们这种原始生命的大力冲决徘徊，至于地球上不够立足，而日月以火与剑吞食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命欲终时，殖民地吐毒，不复能食，遂起世界大战，差一点烧毁了金刚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遗下现代西洋的东西，则将惟有中国人及日本人印度人来用它，而使之成为美好，如珠如宝，如髻中珠。

原来西洋史是从物种的生存竞争到人类阶级斗争的传统，而中国史则自是从阿瑙苏撒始生文明而来的演绎。西洋虽早先埃及人巴比仑人亦如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曾与我们通谱，但自从他们那边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而我们这边则出现井田之时起，就两家各宗了。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分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份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