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明与中国文化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

向坟墓致敬

很高兴见到各位。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对自己的要求用尼采的一句话来表达：即，我有一个野心——用一句话来表达出别人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但是我必须这样苛求自己。我今天和各位交流的题目是《中华文明基因中的胡羯之血》。

我本来是一个小说家。可是，我不能明白，这几十年来，我为什么突然痴迷于这一种人类学领域的题材和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拣来许多的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便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

我把我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随着这些年我在西部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中，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些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在途经的道路上，我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每一座坟墓，无论是回族人的拱北，蒙古族人的敖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玛扎，藏族人的玛尼堆，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当然这些还包括汉族兵团人的十三连，还包括突厥人留在大地上的草原石人，还包括无名游牧民族留在阿尔泰山的古老岩画，还包括楼兰人那著名的千棺之山，等等。路经每一座坟墓时，我都向它们脱帽致敬。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们就是遥远的祖先，而我，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一世纪阳光下的一个代表。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的西方首都是罗马，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这中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大平原。在这块平原上，有高山峻岭，有湖泊湿地，有草原和干草原，有戈壁滩，有原始森林，有一条条河流。单以河流而论，俄罗斯草原有四条主要河流，它们依次是鄂比河、伏尔加河、涅瓦河、第聂伯河。然后向西，在欧亚大平原的西头，是多瑙河、莱茵河。而在欧亚大平原的东头，是中国古书上记载的乌浒河、药杀水，是中国的母亲河，塔里木河、黄河和长江。

然后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勒尼·格鲁塞的说法，他们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或向世界的西方首都罗马涌去，或向世界的东方首都长安涌去，向定居文明索要生存空间。

这块大平原将东方和西方隔开了。

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是距现在三千五百年时候的事，按照蒙古族学者孟驰北老先生的考证，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

我在这里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想说，如果人类的历史以三百万年计，那么，它的隔绝史是二百九十九万六千五百年，它的沟通史是三千五百年。因为当人类跃上马背，用马或骆驼作为代步工具时，人类才有可能做跨越洲际的旅行。

在人类漫长的黑暗的隔绝史面前，人类的沟通史简短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是两种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而成的文明。这两个文明板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

上面我说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

下面我再谈谈中国本土地理中的农耕线和游牧线。

中国的农耕线和游牧线

伟大的北京，建城802年。它是女真人建的，或者换言之是满人建的。女真金国建城后，称它金中都，后来成吉思汗占领后，称它元大都。成吉思汗登上元大都的城墙，俯瞰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慨然说，这么好的地方，让它长草，做蒙古人的草场。于是庄稼被割倒，牧草繁盛地生长起来。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地面风一样地行走。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沿农耕线和游放线的交汇地带行走着的，我在走一个圆。

北京，再过来是大同。大同是北魏拓跋氏建都的地方——代州、代国、代来城。再往下走是太原，古并州，安置匈奴的地方，有着胡羯之血的李唐王朝的老家。再往下走是包头，古九原郡。再往下走是延安榆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往下走是天水、平凉、古凉州，再往下走是固原，再往下走是西夏王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建立的银川城。然后，内蒙古高原，白山黑水。

这一个个城市像一个个的地理坐标和历史坐标，它们构成了农耕线与游牧线的交汇坐标。一部中国史书，许多的历史事件在其间发生。用台湾诗人席慕蓉在《长城谣》中的话说：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交融的文明史

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传统的解释中，两千多年的主流话语中，是这样来判断事状，设置地理坐标，框定历史流程的。即，首先框定农耕文明、定居文明的地理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皇城。它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然后在洛阳、在汴梁、在南京、在杭州、在北京。皇城在中间，皇城之外，便是广大的农耕文明定居文明地面。这些地面之外，是长城线，长城线外，是南蛮、北戎、东夷、西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对游牧民族是不公允的，它是不符合大中华概念的。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按照于右任的说法，这些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夏民族。黄帝有四个老婆，四个老婆生了许多儿子，接着又有了许多的孙子，于是黄帝驾龙升天前，册封天下，将世界分成了七十多个国家，然后每个儿孙一个，让他们去管理。这些国家或在罡风凛冽的大漠荒原，或在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天长日久，他们的习性、相貌、服饰，便每每各异，形成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情况。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匈奴末代大单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阿提拉，将他的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帝国，取名叫“大汉国”。与此同时，开始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居住在中国腹地山西离石的匈奴将军刘渊，将他的政权叫作“汉国”。北魏拓跋氏政权取名“魏”，大夏赫连勃勃政权取名“大夏”，西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政权取名“夏”。他们认为自己是轩辕黄帝的后裔，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认祖归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