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我说

何为

隔了三十多年以后，去年秋末，我又到了满城园林的苏州。一天下午，在昔日颇负盛名的城内某大学旧址，一个爬满藤萝的石砌大礼堂里，我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知怎么，最后竟谈到我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

时近黄昏，幽暗的池座里恍如浮起一层轻雾。台下人影模糊，落日光带来一种朦胧的感觉。在座的都是老师和未来的老师们。谢谢他们的耐心，让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追溯漫长岁月里的艰难历程。我怀着眷念和感激之情，述说四十多年前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两位老师，无非是要借此向新时代的老师致以敬意。我发觉自己回忆往事的声音，在这个秋之暮，听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是一种独白，充满了怀念，充满了依恋。

可是谁也不知道，当时我对着台下众多的老师，忽发奇想，想象当年我那两位老师，倘若今天也坐在我前面，倾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学生，报告历年来在重重困难下做了些什么作业，将会在作文卷中批上一个什么分数？也许刚刚及格，或竟是至今还不能及格？

我的老师，假如你们今天还在世上，对今天的世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李致远先生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一九三五年，火一样酷热的汉口之夏。我在长江边上那个繁华的城市里，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考试结束，学校特地为应届毕业生安排了一次小小的欢送会。

欢送会设在校舍底层的一间乒乓室里。室内屋顶低矮，如同地下室，整个屋子就显得更长。从图书室临时搬来的几张长桌排成一字形。桌上整整齐齐摆满了糕点瓜子和汽水之类。屋子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极了。这一天，全班四十四个同学之间都谦让有礼，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是的，对所有被欢送的小学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谁都珍惜这临别依依的茶话会。

我们的级任老师李致远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屋内的，因为我们听见了熟悉的咳嗽声。他大概三十岁，看起来倒像年近四十。有的同学说他当了那么多年小学教员，天天站在黑板前，吸了太多的粉笔灰，因此得了肺痨。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他脸色阴郁，戴着一副老式玳瑁边深度近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那两只眼睛总是神经质地睁得大大的，好像随时随地要拍案而起大声疾呼的样子。只是在几声咳嗽过后，眼睛里那一缕升腾的火焰似乎又熄灭下去了。

我是从另一个大城市转学到那个学校的，而且也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担任国文课的李先生也就是级任老师。说实话，我当小学生时的作文成绩一直是很差劲的。有一回还得到某老师触目的红笔批语：“文不对题”。颇有大喝一声以示训诫之意。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开始我随同可爱的木偶匹诺曹经历了种种奇遇，旋即又钻进《水浒》、《三国》和《西游记》迷人的世界里。到了李先生的课堂上，我不胜奇怪，从第一堂作文课直到期终的毕业考试，仿佛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我的作文忽然都变得优秀起来，几乎每一篇都名列第一。有几次，李先生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我的作文，时或即席讲述一番，详细分析为什么要加以赞扬的原因，这时他那瘦削的脸上就泛起兴奋的红光。倘有用辞不当之处也必定加以指正。凡是他批改过的作文，即使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在他深度的近视眼下也决不会放过，他于是稍稍停顿片刻，向我投来逼人的眼光。那闪闪发光的视线里既有严格的要求，也有热烈的期望。他无声的话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末了总是一阵呛咳，朗读也到此中止了。这实在使我又感动又难过。

在李先生的教诲和鼓舞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现在一转眼就要离别了，半年来课堂上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一阵掌声，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简单的欢送仪式举行过后，在铺着洁白台布的一字形长桌尽头，李先生侧身站在桌旁。还没有开口，他用手帕掩着嘴咳了一会，随后以他锐利的眼光扫视全场。我想，只有一颗真正火热的心，才能隔着厚厚的镜片闪射那样炽热的光芒。

“哦，毕业了。”李先生说了几句贺词，声调逐渐高昂：“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毕业等于失业，摆在同学们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讲下去，几乎变成愤激地大声呐喊：“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学们！你们往后走哪条路，由你们选择，可是千万别重蹈覆辙，再踏上前人走过的那条自取灭亡的绝路！不！你们要去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个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像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嬉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