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

十多年之后，我来到美国洛杉矶，身后就是1984年奥运会的主赛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体育场周围几乎没有人，但我似乎依稀能听到1984年“零的突破”之后，中国人共同心跳的那种声音，因此我也相信，恐怕中国游客最愿意和这座已经很旧了的体育场合影！

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

1998年，在制作改革二十年的节目时发现，在众多的资料中，有两个重大事件巧合地相逢在同一天，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惊奇。

1982年12月4日，在印度的新德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六十一块金牌战胜日本，成为第九届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国家，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亚洲的赛场上扬眉吐气。消息传来，举国欢腾，长久渴望胜利的中国人，在体育健儿夺得的一个又一个冠军中，体验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种激动时至今日似乎都能回忆得起来。

而就在同一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时候的中国虽然已经不再面对敌人的炮火，但是多年的大门紧闭，我们和别人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不追赶就是死亡。于是《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词让每一个中国人体验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和奋起直追的愿望。

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当然是个巧合。但在历史的巧合中，却有一种情感是共同的，那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落后了，可我们要追，要有一个又一个的赢。体育是我们最初的武器。

国门关了那么久，大门一开，太多的方面我们都有距离要追赶，每个人心中都有或轻或重的自卑。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一种胜利的鼓励，证明我们自己能行，于是体育就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为全民族关注的焦点。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体育健儿也真是争气，女排拿下世界冠军，男排0∶2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击败韩国队，中国足球队3∶0击败科威特，4∶2击败沙特，栾菊杰扬眉剑出鞘，拿下世界冠军，邹振先在沙坑旁挑战世界高手……一个又一个赛场上的胜利把一种民族需要的自信慢慢地注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这时候的体育迷大都不是看门道的内行，但都满怀着一种赤子之心急切地盼望着国旗在世界赛场上升起，国歌在它国的体育场内奏响。

张百发的语言非常具有吸引力，谈到当年申办奥运未果，张百发开玩笑地说：“有人说我百发百中，这申奥不也什么没中吗？”现在的百发已经退了，不知当年在现场听奥运主办权落入悉尼之手的那种刺激，还时常让自己心疼吗？

于是，体育便在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扮演了精神引导和塑造信心的重要角色，这种对胜利的渴望在奥运赛场上更是达到了巅峰。

1984年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天赐良机，苏联等国家抵制不能参赛。急切盼望金牌的中国人顾不上金牌的质量，而是把目光盯在了金牌的数量上。第一块金牌来得似乎有点儿象征意味，许海峰用手中的枪把面对奥运赛场憋闷了许久的中国人震荡得心花怒放，很自然地，许海峰成了民族英雄。有了第一块，金牌便接踵而来，一共十五块金牌，让中国体育健儿圆满地班师回朝，迎接国人的鲜花与掌声。

那种激动的情绪持续不退，太多中国人在欢呼的同时眼含泪花，体育赛场上的大捷帮助中国人不再自卑地面对这急剧前行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太多的方面无法和别人一争高下，但体育可以，于是体育健儿便成了中国整体冲击世界的先行者。奥运情结也因此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这就难怪，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只拿回五块金牌的时候，媒介会用“兵败汉城”这样的字眼来显示不满，国人也用沉默来表示自尊受到了伤害。

在整个八十年代，这种奥运情结在国人的心中难以解开。一起一落的两届奥运会又让中国体育界感受到自己承担着体育之外的诸种职责。在这段时间里，不会有人去发问：我们应当让体育去承载这么多的热望和职责吗？

进入九十年代，奥运这个字眼在中国人的心中又有了新的含义：我们不光要在赛场上扬我国威，还盼着自己能当一回主办国，分享一下奥运的荣光。申办奥运不只是想夺得举办权，还成了国家进步的助推器和世界是否接受我们的试金石。

正是在九十年代，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到第二次申奥的平静，奥运情结慢慢被中国人解开，体育终于开始回归赛场，中国人的自信随着国力的增强已从更多的方面获得，中国人开始以更轻松的方式面对体育，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收获。

但依然没人能忘得掉1993年那个举国不眠的申奥之夜。

直到今天，在很多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当中，通过一些经典照片和电视上的画面仍然能感受到那申奥一夜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重重痕迹。

1993年9月23日，《东方时空》刚开播不到五个月，申奥这件大事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远在蒙特卡罗的投票表决现场直播，但国人的反应却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来展现。《东方时空》作为CCTV全天第一个新闻杂志栏目，承担这个责任是必须的。可怕的是，从凌晨两点宣布申奥结果到早上7:20节目播出，我们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一个新栏目来说是个挑战。

当我在瑞士洛桑，站在奥委会总部前留影的时候，就非常感慨于身后建筑物的袖珍模样，正是这座很小的楼，却散发着一种魔力，拨动着全世界人们的心弦，这真是有点儿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我们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出动了十八套摄像机分散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大学、长城、首都机场、天安门、国家体委、军营等二十几个地点开始拍摄，而灯火通明的电视台内也拉开了阵势，节目领导全部出动，等着前方记者拿回素材进行编辑，一切都跟打仗一样。

我的任务是在台内和另外三位主持人一起，凌晨4点走进演播室，把或悲或喜的串联和评论讲给观众。

领导把写串联词的任务交给我，我自然不敢临时抱佛脚，也当然不会只准备申奥胜利这一个方案。我绞尽脑汁，写了风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一个成功时用，另一个失败时用。这两个方案内容不同，有一种情感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胜不骄，败不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