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2010年春天，我与《新闻1+1》栏目一起获得《新周刊》电视榜的三项大奖，因为得奖不少，我就拥有了两次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机会。有意思的是：第一段获奖感言，由于具有某种娱乐元素，第二天被媒体广泛转载；而第二段获奖感言，也许是因为太过严肃并尖锐，第二天，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报道。于是，只好记录于此。

“在我看来，电视的下一步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们，而不是年轻人和即将告别电视的人们。”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是过去的改革推动者，他们因此拥有了名气、权力和金钱，但接下来他们怎么做，至关重要。”这个“他们”中，自然也包括我。

“如果他们愿意让一些利，会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成长；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的利益少一些在乎，就会说更多的真话办更多的实事，推动电视的又一轮改革；可如果他们屁股决定脑袋，只在乎自己的利益，那电视就危险了！”

这是十年前在体育场留下的一张照片，“人民”二字看来意味深长，其实它是“增强人民体质”中的两个字。总听到有人说：做记者的，要替人民鼓与呼。我并不喜欢这句话。你凭什么“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个，“人”中的一员，说实话就好了。

其实，不仅仅是电视如此。

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从当初那个四处租房子住敢于争吵有冲劲的小伙子，变成现在时常被叫做“白老师”、略有发福的中年男子，毫无疑问，我们为上一轮电视改革做出了推动并成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

然后呢？也就是现在。

这的确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拷问。其实，回头看历史，总是这样的轨迹。革命者，充满热情与干劲，带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后者与落后时代的命，然后坐享其成，时间一长，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

周而复始，历史在重复中前行。

我们呢？有时，既得利益者还有另外的毛病，成功过，意味着也许优秀过，于是，自以为是。殊不知，时代已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世界已不是原来那个世界，可这个时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慢慢地，成为正确理念前行的阻拦者，而自己还并不觉察，让旁观者感慨并为之发出一声叹息！

记得2008年，要创办《新闻1+1》时，有人劝过我：这是不讨好并得罪人的节目，算了吧。虽然，评论节目上马，是新闻改革与电视台的需求，但各种因素决定，如有问题，账会记到我头上。

开播一段时间后，某些事实也证明了人们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做主持人时，上上下下，支持与表扬者多，我面对不了太多风险；但成为评论员之后，隔三差五因评论而让一些人一些部门不高兴，说完全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曾经非常信任我的领导，也开始对我不满。我有委屈却不想解释，让时间与良心去回答吧！

其实没有选择。这条路，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电视改革走到了这一步，也许会多了很多风险，开玩笑说：成先锋或成先烈仅一线之隔。但又怎能不走，不前行呢？更何况，这条路，出发时，并不只我，太多的人，太多的梦想。

当我在众多人的帮助下走到今天，肯定不是让我个人来独占利益。在我们的身上，依然有众人的期待与寄托！更何况，在这个复杂的变革时代，我们有我们的价值与推动能力。如果我们贪图自己的安全与安逸而停下脚步，年轻人又能走多远？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能让自己的利益遮蔽了向前的冲动，哪怕因此可能会付出代价。

2008年年底，12月23日，《东方时空》重要创建人之一陈虻不幸去世，终年48岁。

午夜的北京街头，我驱车前往医院，一路上的表情注定怪异，不是哭不是笑，只觉得荒唐，似乎要送别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仅有送别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为什么会送别得这样早？真的说了再见就不再见了吗？

陈虻，用《生活空间》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我们骄傲的记忆。

后来，由于他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里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按理说，应该不纠缠，可现实中，不纠缠不矛盾太难。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

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像一个又一个有创意的礼花，发射了，灿烂了，又慢慢地熄灭。

从头到尾，他是这礼花唯一的观众。

2000年底，我入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但正如我领奖时所说：我是在替我的同行们领这个奖。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接见我们时对我说了一句话：“每个行业都需要品牌，你们这个行业也要打造品牌。”我想，这可不是要打造一个让自己获益的品牌，而是因品牌，让新闻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这一次，他走了，开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一群或主动或被动已经开始有些麻木的人们。

我当初的制片人、陈虻当初的战友，时间，几乎是在悲伤中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陈虻的灵堂，然后留下这样几句话：

虻虻，我从未有过的孤独，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只有怀念，只剩下过去的日子……

经历过旧日子的人们，看到这段话，都百感交集，不仅感慨时代的无情，也会反思自己的减速。

那一段送别陈虻的日子，集体悲凉，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走了，还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动或主动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在纪念陈虻的文章里，我最后写下这样的几句话。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

“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