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中的人和事，总是五味杂陈

与平日的报道比起来，在灾区，每天的心都是紧的，而同时，精神压力与体力消耗都不同于以往。我们几乎每天都是两顿饭，一顿出发前的早饭，一顿一天采访全部结束之后的饭，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到八点之间。一来早采访完可以为当晚的直播节省出更多的准备时间，二来你几乎不能忍心在灾区被采访者那儿吃饭。而如果出去找午饭，依当时的交通条件，耗时不说还不一定找得着。记得采访北川临时县委驻地时，县委书记请我们中午吃方便面，这在当时算是大餐，我们当然拒绝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每天采访中情感与内心的冲击与起伏太大，这才是真正难熬的一种痛苦。

在绵阳体育馆采访时，见到了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他们抱着不到一岁的孙子住在临时帐篷里。和他们一聊才知道，地震那一天，他们祖孙三人，加上儿子儿媳，一起去医院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孙子看病。看完病之后，儿子儿媳让老两口儿抱着孙子到院子里等，小两口儿去楼里交费，这一瞬间，地震发生了，儿子儿媳被倒塌的大楼掩埋，再也没出来，而在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和孙子幸免于难。一个简单的等待，就变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艰难的是，这对老夫妇又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来，爷爷说：过些日子稳定了，要出去打工挣钱，否则，一家三口，吃什么？

我正在看的是一面“寻人墙”，这面墙位于安置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大门旁。大地震，让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人们怀着残破的希望，贴出一张又一张寻人启事，愿意相信亲人还活着，只是暂时失散而已。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愿呢？看到这一面又一面的“寻人墙”，每个人都会动容。

在采访参加救援的消防队员时，一位年轻的消防队员对我说，一个小女孩，他头一天救出了上半身，第二天救出了下半身，他知道这样做没有意义，却是对小女孩父母的一个交代，而这仿佛没有意义的救助，也让他要冒同样的危险。这样的故事，在救援中有很多。

北川，早已封城，于是也一直没有摄像机与记者进入封城后的北川老县城。经过争取，那一天，由于北川县委书记要陪同建设部副部长进入老县城，为将来的地震博物馆做准备，我们得以进入北川跟随拍摄。

然而，这绝对是一次永远不愿意再回首的行程。

经过严格的消毒防疫，我们进入了北川县城，从入口处的高处向下看北川，山体的巨大滑坡，向前移动了几百米，使原来依山而建的很多县城建筑一瞬间被掩埋，而当时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太多北川人，也几乎是一瞬间失去了生命。相比他们，在老县城其他倒塌建筑下遇难的同胞，也许经历了更为痛苦的挣扎。生前的家乡，却就这样，成为他们永远的墓地。

采访结束后，被采访者的车队离开了老县城，空旷的废墟中只剩下我们。四周寂静无声，鼻子里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而周围，倒塌的房屋里，依稀可见曾经的生活气息。比如半面墙上，还悬挂着一对夫妇的结婚照，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还偶尔有些狗在寂静的废墟中静静地站着，不叫，不知是不是还在等候着主人的归来……

当我们完成采访，离开老县城不远，公路上方挂着一幅代表过去北川人热情的标语牌——欢迎再到北川来——看到这几个大字，回想起刚才寂静而忧伤的画面，我鼻子一酸，停下车来。我们摄制组默默地以这个标语牌为背景照了几张照片，这是在灾区报道中，我唯一主动要求的留影，只为记住当时自己的允诺，不管将来新北川在哪里，我要再来！

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细节冲击着我们，也在被我们报道之后，冲击着观众；然而灾区的采访，也注定有一些冲击只能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去德阳市汉旺镇的大企业东汽采访时，原本应当从正门进，但最后却走了侧门，原因是我们去时，由于东汽中学学生在地震中伤亡惨重，他们的亲属悲痛之外也有太多的愤怒，于是，这一天聚集在企业大门口，静坐讨说法。

我不知道，正在建设中的新北川，还会不会有这面牌子，当然，有的话，也不会在原地。但是，在中国，见到那么多客套话一般的类似招牌，却只有这一个让人难忘。双手合十的动作既是祈福更是许愿吧：当然要再去看看新北川！

采访了厂里之后，我们去了汉旺镇的一所小学，这也是地震中伤亡惨重的一所学校，我们到那里一看，学校已经夷为平地，仅剩下一座大门和传达室，上面被家长们贴满了孩子的照片和纪念的话语。大门之外不远，有很多的家长每天像上班一样，定点来到这里，也不闹，也没什么动作，静静地一坐就是一天，一是陪陪走远了的孩子，二是与同病相怜的家长们在一起，哪怕互相不怎么说话，痛苦也似乎能减轻一些。

后来，我们也去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的确如人们所讲的那样，周围的楼房情况还凑和，但聚源中学却成了一片孤独的废墟，伤亡情况可想而知。在现场，我没有见到家长，而是见到了很多负责警戒保安的警察，他们大多数来自外地，尽责尽职地守护着。

看过这样的学校，我很能理解家长与批评者的心情，换成谁不愤怒都很难。虽然这其中也许会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他单位或部门的楼房也有的同样如此，然而学校毕竟更让人揪心。如果早在校舍修建时，各个相关环节真的把教育树人当百年大计，把孩子当国家未来的栋梁，今天的损失也许会小很多。

在当时的报道中，我们还无法全面表达，但敲响警钟却是必然的。正是看到了几所学校这样的场景，在采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以及后来的相关被采访者时，我一再追问的是将来灾区学校的质量如何保证以及现如今其他地区学校的质量检查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才肯转移到下一个问题。

只要有大片的空地，就会有大片的帐篷，这是灾区的惯常景象。而照片中的这一片帐篷，是当时已经开始上课的帐篷学校，它也坐落在安置灾民的九州体育馆空场之内。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大人听来，是最好的心理慰藉。

经过近十天的采访与报道，我们结束了灾区的工作。那天早上，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刚刚走下飞机走进机场，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周围阳光灿烂，人群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平和与安详，再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也再看不到满目疮痍。这一瞬间，我有着很强的不适应，不过，我也告诉自己：我将一次又一次地再回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