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入台：2009年8月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与2005年相比，海峡两岸和风尽吹，已太多不同，马英九替代了陈水扁，而陈水扁却在监牢中。台湾人常常拿此来打趣：陈水扁上台下台都是进步与对台湾的贡献。上台是历史新的一页，民主进步，而下台进监牢，更是进步，法制与民主相得益彰。话虽轻松，但对台湾造成的震荡却不小。

这四年间，三通已通，两岸互动之密切，甚至让普通大陆游客去一次台湾，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再不会如我第一次那般紧张、担心与敏感了！

“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是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这是罗大佑的歌词，而如果见面越来越多呢？不会不礼貌，只会更多了解。

交往多了，你也会看到更多。不仅仅是可借鉴的经验，还会有伤口，外在的，和内在的。

“八·八”风灾

2009年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一周年，然而这一天的台湾，却遭受台风带来的巨大创伤。一个叫“小林”的小村庄，一瞬间几乎灭村，一百余位村民被埋丧生。台湾上下震惊，悲伤与社会关注的程度，如同一年前的汶川地震之于大陆。

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台湾报道“八·八”风灾，没什么说的，出发。

由于直航，仅仅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台北，坐上高铁，一个多小时后到达高雄。

之后再到小林村和其他灾区的道路就没这么顺畅。“八·八”风灾的巨大威力，肉眼随处可见，到处是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桥梁倒塌，寺庙成了灾民收容所，平日里对大陆广播的电台办公处也成了避难所，救灾，成了台湾当时的第一任务。

当我来到小林村，站在高处，第一眼望过去，我便知道，所见的景象这一生都很难忘记。并不是肉眼中的惨况空前，而恰恰相反，滑落的山体覆盖了几乎一切，仅剩下两个原来在高处的房屋还孤独地存在，新的地面上水沟纵横，如果不是旁边的人们介绍：这土地下面就是原来的小林村，你几乎以为，这里，原本就什么都没存在过。

既然来了，就不想远观。由于这是一个山谷，向下要滑落十几米，然后，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出现的小河沟才能靠近，所以，摄制组无法进入。但我还是没打招呼就自己滑落下去，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里走了几百米的路，大约四十多分钟，终于来到那两个遗留的房子前面，生活的一切痕迹都在，门前站着两只不叫的狗，似乎等待救援。而再近一步仔细看，其中一个房子是平时的宗教场所，可惜，灾难的面前，只保佑了建筑，却无法保住村民的生命。

在我沉默地走回公路的时候，我真实地知道了“八·八”风灾给台湾带来的创痛。台湾不大，任何一场不小的灾难，都会成为全岛百姓的悲情；救援不力，也会引发全岛的愤怒，更不要说这么严重的“八·八”风灾。

一边是灾情触目惊心，灾民们居无定所，而另一方面，是全民呛声、追责、叫骂。

那几天，媒体天天在曝光，风灾当天，哪一个官员在宴席中，哪一个麻木不仁。在相关政论节目中，骂声一片。必须承认，台湾的民主进程前行迅速，但另一方面，巨大的灾难，暴露出政府救灾效率的不足。或许，台湾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才会找到公平与效率更大的平衡，而不是在做事与做秀之间游移。否则不会出现这一幕——我去采访大陆前来救援的活动板房施工队队长，队长对着我都快掉下眼泪。因为效率太低，一会儿让干一会儿不让干，配套的台湾工人，上班来下班走，似乎不着急。用队长的话说：“在大陆，这些天估计已经干完了，在这儿，才搭完俩样板房。”

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主需要进一步前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台湾为华人世界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将让更多人少走弯路。所以，当我们已陆续看淡台湾硬件优势之后，它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只看我们如何借鉴与合作。

大自然的确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乱石滩地下几米深，就是曾经人声鼎沸的小林村。从8月8日那天起，原来的小林村便只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甘肃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个村子和很大面积的县城被埋。这一特殊的巧合，让两岸民众有了相同的苦难感受。

也为失败者歌唱

从小林村到阿里山，从死难者到无家可归的人，不到十天的时间，我触碰到大自然的灾难给台湾留下的一个又一个伤口，然而，机缘巧合，当我即将离开台湾的前夜，在宁静并温馨的空间里，我触碰到台湾另一个伤口，它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历史。

结束了采访，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台北做完最后的直播并一起吃完欢送饭，回到酒店很久睡不着，这个时候，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优势显现出来，我独自来到诚品。

一会儿，热销榜上的两本书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本是《台湾，请听我说》。

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湾，请听我说》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么熟悉的字眼，一瞬间，换了个角度击中我。

这一个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从台北回到北京，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直播工作中，这注定是一个欢腾的时刻，举世瞩目。这是一个庆典，也是因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个属于胜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在两本书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将这一点忘记，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记起。六十年前，一个又一个码头或机场上以为很随意地离别，却让亲人离别了一生。在二百多万个六十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大陆人里，接下来都是怎样的人生，眼泪、思念、隐忍、绝望、幸运……又是怎样的一种交织？

那一个午夜，我突然感觉到真的离台湾近了。龙应台以失败者后代的名义，为“失败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当然地以“胜利者”后代的名义，开始正视并尊重起“失败者”来。起码，从认真地阅读与聆听他们的故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