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刘春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5篇文章，所谈论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批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

5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使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除了写黄灿然的一篇发表于《汉诗》，其余4篇均来自于我在《花城》上开设的“诗人肖像”专栏。这个专栏每刊出一篇，我都会收到多个外地朋友的反馈。无非是指出我的工作很重要，文章很有价值。其实，我很清楚，朋友给予鼓励并不在于我的文字好坏、思想深浅，而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闲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只有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员才愿意干的事情，让他们有些诧异而已。因此，我要感谢《花城》杂志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改变形象”的机会。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反响还算不错，大大小小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包括我的几个好友提出了一点共同的意见，那就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米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一个人的诗歌史》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而且那些丰富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那些“蔓延”的部分，是与“一个人的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得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诗歌史》第一部的后记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有的文章很利索，一条线走到底，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的文章，则是走走停停，且随时会出现岔道，让你领略另一番风景后在回到正途来。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迷路，我就认为我的尝试无伤大雅。事实上，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的确也有一部分人表示，相对与对具体诗歌的阐释，他们更喜欢那些“旁溢斜出”细节。所以，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是否对文学、对世界真诚的一项标准。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的程度。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诗人谱系中排名最前的一个，从本书中无处不在的北岛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向以北岛为代表的诗坛前驱者致敬的著作。但我不甚欣赏北岛的诗学专著《时间的玫瑰》，这一点早在5年前我就表达过，本书里也有相关段落，即使北岛看到那些文字，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意。当然，如本书的确让某些人心里不舒服，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又有读者说，你对某首诗歌的解读我不同意，某首诗的涵义不是你写的那样。这个其实不是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理解诗歌艺术的方式。诗歌本来就不限于某一种理解，如果诗歌也像数学那样一加一等于二，它早就没必要存在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诗人对此诗的情感基调已经达共识，即那是一首感伤的诗，诗中的“房子”指的是坟墓。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首诗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房子就是房子本身。这些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到下雨，心情会更畅快，而一个本身就柔肠百结的人遭遇雨天，则可能会把这些雨水当作天空的眼泪。读者的天赋、经验、知识面、生活阅历以及阅读时的心情等各不相同，对同一首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差异。我想，如果我的解读激发起你探究这首诗的兴趣，即使最终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有人在读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之后，在网上发牢骚说，你的“诗歌史”，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到，比如你写到了青春诗会，那么某某、某某某为什么没能参加青春诗会，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入选，年龄最小的那位女诗人为何能当选，诗人对她来说是不是人生悲剧的开始……面对这种“大路货”式的疑问，我真的有些不想搭理。为什么？因为别人的著作都集中写过这些问题了。这本著作就是这个质疑者紧接着“更愿意推荐”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以及此后几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回忆录《上帝的粮食》”。既然彼此都知道王燕生老师的书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又何必要求我去摘录一道呢？《一个人的诗歌史》只是无数同类型的出版物中的一种，只是展现了当代诗歌的一部分风景，不可能解决所有读者的疑惑，希望读了一本书就对中国新时期30年诗界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那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假以时日，随着“诗歌史”系列的增多，有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