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附录

正文

我有近十年未进书场。最后一次是在大儒巷“纱帽厅”听书，大书《英烈》。《英烈》亦称《大明英烈传》，“胡大海手托千斤闸”百听不厌。那天听的也就是这一回书。我坐在书场，一堆大白菜里混棵小青菜，显眼得很。听书十有九个是老老头，十有两个至三个是老太婆，独我青头鬼，老听客大概也觉得奇怪，会不时朝我望望，有的神情里还不屑。我知道他们心思：小赤佬来听书，懂个啥末事！

听书是种资格，老听客闲下来吃茶，忍不住还要攀比：

“夏荷生的书倷阿听过啦？”

“我哪会没听过！”

“唱片不算格。”

那人被噎得面红耳赤，可能恼羞成怒，竟然回过头来对我大叫，我正坐在隔壁桌子吃茶，吓了一跳：

“看啥末事看！夏荷生倷晓得啥末事？”

那时年少气盛，觉得受到冒犯，也大叫起来：

“不要说夏荷生，夏莲生的书我都听过。”

我当然是在瞎说。

现在想来，这都是乐趣，听书带来的乐趣。

父母家里早不装广播，收音机也坏了，我放张弹词CD，把音量增大，坐在天井的金鱼池旁边晒太阳边听“周调”：

……古城兄弟重相会，

擂鼓三通助敌楼，

辨真心须斩蔡阳头……

可惜CD里只有周玉泉《张飞》。我是很喜欢“周调”的，其中有种老苏州城头暮雪况味。我在北京家中收集不少“周调”，冬夜，脚搁在暖气片上，拿一杯“花雕”，听几段“周调”，觉得是对我辛苦卖文为生的最大报偿。听“周调”，最好喝“花雕”，能够和衷共济。现在我戒了酒，听“周调”时就改吃“乌龙”。茶中“乌龙”，酒中“花雕”，仿佛一个是“蓝芙蓉”花，一个是“黄金盏”花，尽管花色不同，但都属于菊科植物。“祁调”是“碧螺春”。“丽调”是葡萄酒，不是干红干白那种。严雪亭调头，瘦劲而不枯，实在难得。魏含英与薛小飞调头，像是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密密麻麻，也是有趣。从“周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蒋调”，海派玩意；把“周调”与“蒋调”作个比较，我这个外行也比较不出什么，只能打个比方：

“周调”是黑白照片，“蒋调”是彩色胶卷。

而在“蒋调”台阶上立定的“慢尤调”，倒一点也不“老油条”，像是“黄天源”糕团，在我这个已经吃惯半斤一只馒头的半个北方赤佬看来，体量虽小，味道蛮足。

这是弹词，也就是小书。天井里阳光稀薄了，金鱼却一点也不怕冷。“周调”隔门隔窗传来，自有一番风致。猛想起大名鼎鼎“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他的拿手活《哭灵牌》：

……擂鼓三通把那蔡阳的首级枭，

你可算得是盖世的英豪……

“周调”与“奚派”，都是中国戏曲曲艺中文人化的那一路。由于苏州评弹受吴方言影响，流传区域不广，评弹演员名气就没有京剧演员名气来得大。名气说明不了什么，我看“周调”与“奚派”，他们是能在一个层次上对话的，这是根本。

以前说书先生，即使书艺平平的，也富文化趣味。

附录

苏州评弹是评话与弹词的合称，两者俗称说书。评话是大书，弹词是小书；评弹演员，不论男女，都称“说书先生”。

男说书先生捻住弦子，从容得像捋着自己胡须；女说书先生抱住琵琶，矜持得如量着自己腰身。弹弦子的坐在半桌右侧，术语上手，掌握着书情的推进、说表的节奏；坐在左侧，弹琵琶的是下手。说书先生有单档的，以评话居多；而双档都为弹词，两名男演员称男双档，两名女演员称女双档，现在常见的是男女档。男女档又分出夫妻档、兄妹档、（平日七世冤家组织上要他们拼档的我称为）革命档、公公儿媳档、师徒档……还有三个档、四个档，或者人数更多——“苏州评弹文艺表演”——我称为大排档。

两个人弹唱着《三笑》，或者《珍珠塔》，有一次我梦见这两个人，醒来，还看见两个人背后屏风。屏风上画着新编韩熙载夜宴图：他坐在玉兰花下，树梢头飘摇着紫紫的星火，照亮衣物上明亮又不无奢靡的青绿山水。山水与衣物，哪个破得更快？流传有序的韩熙载夜宴图上，并没有这个画面，所以叫新编韩熙载夜宴图。这是弹词之夜，我至少梦见过三次。

一般而言少年人都喜欢评话，人到中年我才听起弹词。评话常有英雄气；弹词多是美人味道。尤其弹词，人情世故，小鱼吃大鱼，其中奥妙，阴差阳错，刚柔相济，说书先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知道为什么，说书先生演出时放置乐器、醒堂木、扇子、手帕和茶具的桌子叫作龙桌，只有方桌一半大小，说大书时横着放，说小书时竖着放。而椅垫叫作君垫，这倒有个传说：传说王周士御前说书，因为皇帝面前不能随便坐，他跪而奏道：说书虽贱，但只可坐讲，不能立说。乾隆皇帝赐他蒲团，从此椅垫叫作君垫。

王周士以弹唱《白蛇传》《游龙传》闻名，评弹艺人行会“光裕公所”也由他创建，他还总结说书经验，写下《书品》《书忌》各十四则。《书品》《书忌》不玄虚，一般说来，经验之谈都是大实话。

到底有没有王周士这个人，最好有吧。

苏州评弹是省俭的艺术，醉心于酒的人是壶中乾坤大，乾坤全在一把酒壶之中；听书的时候会觉得嘴中乾坤大，乾坤全在说书人嘴里。弹词开篇《林冲夜奔》与昆曲《夜奔》相比，苏州评弹由于表演形式的省俭，反而产生意到笔不到的写意效果。杨振雄长篇弹词《武松》，盖教天京戏《武松》，一个是语言的，一个是形体的，一个是虚，一个是实。苏州评弹是虚的艺术，在本质上是文学的、音乐的。具体说来，评话更接近文学，弹词更接近音乐。

我第一次去书场听书，大概七八岁。那时，能听到的只有现代书，大都是从样板戏移植。老听众借以过瘾的，无非是评话中的噱头，弹词中的老调，聊胜于无。后来遇到一个老听众，他说借以过瘾的还是书场这个氛围。我与祖母住在调丰巷，书场在小公园，五六分钟的走路，记得那天听完书回家，晚上九点半钟，我还兴奋不已。晚上九点半钟，对三十年前苏州这个小城，就是夜深人静。

我父亲与评弹界交往颇多，评话响档金声伯先生、张国良先生是家中常客。金声伯先生聪明人，钱庄当学徒，后拜杨莲青为师，两个月就能登台演出，在评弹界有“巧嘴”之称，尤其擅长“小卖”——噱头一种——说书过程中所作一两句风趣诙谐的插话，插得得体，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妙。有一次金声伯先生看我画画，问我，你阿晓得雨怎么画？他问话的时候神情莫测，我心惶惶。他说他看亚明画雨，先在宣纸上用矾水一洒，再用淡墨一染，雨就落下来哉。说完，他又补一句，你不知道吧。我有些不服气，因为蒙师张继馨先生早给我看过赵之谦的一幅画，用矾水画太湖石上的一个小洞。我后来服气了，知道凡做事要能举一反三。张国良先生，评话《三国》名家，《三国》在苏州评弹里被称为“大王”，弹词《三笑》被称为“小王”。张国良先生有“活鲁肃”之称，我看京剧《群英会》的音像资料，谭富英演的鲁肃，也极有味道，但张国良先生好像更为有趣——因为憨态可掬，而评弹界“老包公”顾宏伯，与裘盛戎包公相比，顾宏伯稍少一点情致。艺术大概是殊途同归的，京剧也好，评弹也好，在我看来，声情并茂便好。声是一个演员的修养，情是一个演员的素质。声外情内，由内而外，就不会过或不及。